 唐初，《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公六韬》，有注云：“周文五师姜(吕)望撰。”元至正年间，《宋史·艺文志》著录《六韬》，注：“不知作者。”时代前进了七百来年，从注明作者到注明不知作者，是一个进步。《六韬》所记，全为周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辞。但究其内容，所涉方方面面，却多七八百年以后才出现的事物。它为后人依托之作，十分明显。 《六韬》屡次提到骑兵，《龙韬》以后，凡谈到具体军事部署，都车骑并称。而骑兵，是在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的。有人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中原各国才有骑兵。实际情况可能稍有出入。《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赵肃侯，说赵国“车千乘，骑万匹”。赵肃侯是赵武灵王之父，可见早在赵武灵王之前，赵国已有骑兵。苏秦在游说其他各国时，还曾说魏襄王有“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楚威王有“车千乘，骑万匹”；说齐宣王有“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都车、骑并提。可见当时不止赵国，各国都已把骑兵的建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胡服骑射”不是骑兵出现之源，而是适应骑兵发展的一个改革措施。但骑兵出现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左传》描写了晋楚、晋齐之间的多次大的战役，都是车战、步战、没有骑战。《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也没有一字提到骑兵。而晚于孙武一百五六十年的孙膑，却纵论用骑兵有“十利”，并指出“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引）孙膑被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任为军师，他对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骑兵作了精辟的论述，足见骑兵大约就是在这稍前登上了中原各国的历史舞台的。《犬韬·均兵》一篇对骑兵的战斗编组，在平坦地形与险阻地形作战时的阵法，都有详细的记述；《武骑士》一篇对选拔武骑士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战骑》一篇对骑兵作战的“十胜”“九败”作了精当的总结：认为都是骑兵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产生。从这一点来判断，《六韬》的成书不能早于战国中期。 《虎韬·军用》一篇提到的兵器装备，也可以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绪论。例如篇中列举的几种大型战车，都是春秋时期前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种叫做“武翼大橹矛戟扶胥”的战车和一种叫做“提翼小橹扶胥”的战车，都“绞车连弩自副”。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这从《孙子兵法·兵势》中用了“势如扩弩，节如发机”之喻可以得到证明。但弩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则是战国时的事。苏秦游说韩宣惠王时，曾夸说“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举了几咱弩名，并说“韩卒超足而射”，即用脚踏之力射弩，却尚有提到绞车连弩。可见绞车连弩的后起的兵器。绞车是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一种牵引机械，用来张弩，自然比臂拉或足踏有力得多。直至唐代，绞车弩仍是弩中射程最远（七百步）、威力最大的一种，较之“中三百步”的擘张弩、“中二百步”的马弩，遥遥领先。（见《通典》卷一四九）李靖《卫公兵法》所谓“木弩……绞车张之，大矢自副，一发声如雷吼，败队之卒”，盛赞其杀伤力强。这种开口不到战国中后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又如篇中列举的铁制兵器或器械有十一种之多，不标明铁制而实为铁制的想必还有，这也是战国后期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向齐恒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劚，试诸壤土。”《管子·小匡》也记了这段话，作“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鉏锯劚”。美金指铜，恶金指铁。可见春秋时期兵器多用铜制，铁则用以制农具手工业工具。这种格局，到战国时仍未大变，解放后各地出土的战国铁器，以农具、手工业工具数量为多，兵器、日用器皿则较少可以为证。铁器逐渐进入兵器领域，是战国中晚期的事。《虎韬·军用》篇提到十一种铁制兵器或军用器械，很能为《六韬》的成书年代提供论据。 前人也有认为《六韬》是汉代人采掇旧说撰写成书的。此说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不攻自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上，发掘出两座西汉前期墓葬，一号墓出土的4942枚竹简中，就有包括《六韬》在内的多种先秦兵书和其他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以及《晏子春秋》、《墨子》等）。根据墓葬年代和同时出土的书籍可以基本断定《六韬》是先秦古籍。另《庄子·徐无鬼》篇提到“《金板》、《六弢》”，司马彪，崔譔云：“皆《周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史·六弢》六篇”相合。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说：“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颜师古注《汉书》，也以《六弢》“即今之《六韬》也，……‘弢'字与‘韬'同也”。如果《六弢》确实就是《六韬》，那么《六韬》的成书，必须在《庄子·徐无鬼》撰成以前。《徐无鬼》是《庄子》杂篇，不是庄周新撰，其后学撰成于《六韬》成书以后，也是可能的。这是《六韬》不可通道生于 战国以后的又一个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