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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六韬》的成书年代大致可以推断为战国中（晚）期，《汉书·艺文志》注所列举的三种说法“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一、三两种都失之偏早，与内容不合。周显王时（前368-前321年）有点接近，也略嫌稍前，应更在其后。 《六韬》的成书地域为太佁故里齐地当量没有疑问的。《文韬·六守》提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的说法，认为：“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这正是齐国特有的地方组织形式。《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管子·小匡》也说：“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硕）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士、农、工、商，都要使他们“群萃而州（畴）处”。这就是“大农、大工、大商”的由来。《文韬·大礼》记文王问“主位”、“主听”、“主明”，太公答语与《管子·九守》文字整段相同。现已不可知是《六韬》袭用了《管子》，还是《管子》袭用了《六韬》，但二书都是齐文化的产物，在成书过程中互有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从成书年代和成书地域来看，《六韬》应是稷下学士可能是姜姓后人之作。 《六韬》不但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前代兵书也有所借鉴，有所融汇。例如，《龙韬·论将》“将者，国之辅”的提法来源于《孙子兵法·谋攻》；《龙韬·立将》“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一段采自《尉缭子·武议》；《龙韬·将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至“是将威之所行也”一段，从内容到文字都与《尉缭子·武议》大致相同；《犬韬·教战》“合一人教战，教成，合之十人”至“合之三军之众”一段，与《吴子·治兵》、《尉缭子·勒卒令》都大致相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说明了《六韬》的作者对前代兵书有意识地参考借鉴。下了一番综合融汇的功夫。 《六韬》的政治思想，对前代的儒、道、法各家也兼收并蓄。儒家发民贵君轻，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赏信罚必，《六韬》都加以吸收包容。它开宗明义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韬·文师》），而且再三征重复这个论点（《武韬·发启》，又《顺启》）；认为“为国之大务”，“爱民而已”（《文韬·国务》），又指出仁义道德之所在，“天下归之”（《文师》）：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它又认为，“天下之人如流水”，“静之则清”，“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武韬·文启》）：这些是道家的思想。它还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文韬·赏罚》）；“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龙韬·将威》）：这些是法家的思想。《六韬》兼容性的特点，与战国中期以后齐国稷下学术繁荣，较早地进入诸子学说逐渐合流的趋势有关。 《六韬》自西汉期即为人所重，东汉以后，颇为盛行。为人所乐道的如刘备临终遗诏，要刘禅所读书中即有《六韬》，称赞它“益人意智”；诸葛亮也曾将《六韬》与《申》、《韩》、《管子》等书手抄一遍。（均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可见它对想要“取天下”的人是很有用的。它与《三略》并称，以至于在汉语词汇中形成了“韬略”这个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六韬》：“兵家权谋之书也。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对问》颁行武学，号曰《七书》。”从宋神宗元丰年间始，《武经七书》成为武试的书。 本书用四库全书作为底本，校之以金人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代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朝朱镛《武经七书汇解》。凡底本义有所龃龉，字有所厘正，皆出校语以明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