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是中国的千古书圣，《十七帖》是书圣的草书代表作品，在最早记录王羲之书法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中，《十七帖》便列为压卷第一帖：“《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十七帖》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号之。”《十七帖》内容多言蜀中风情人物，是王羲之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信礼。周抚是东晋中兴名将周访之子，在蜀中三十余年，王羲之尝有意游蜀登岷山而未果。在这些帖中，可见羲之对川中人物、历史的浓厚兴趣。 这些书札，即宋欧阳修所说的“率皆吊哀俟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的“所谓法帖者”。其书“初非用意，逸笔余兴，淋漓挥洒，百态横生”。其书笔画牵连映带而字字很少连属，使转为形质，点画见性情，流便而轻灵，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它相对于魏晋古草(章草)称今草，相对于唐代才出现的大草(狂草)双称小草，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重要的变革的产物。从传世王氏书迹和文献资料，都可以看到王羲之是东晋书法变革的代表人物。羲之书自为古今，早年的《姨母帖》，还有很浓的隶书笔意，但后来进行了变革，王僧虔论书说“先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犹法钟张”。羲之子献之亦劝其父：“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 “变古形”和“改体”，是王羲之成为千古书圣的主要原因。所以元赵孟頫说，“右军书是魏晋新体”，即是指王羲之书彻底摆脱了隶书体势结构笔法的束缚，让中国书法在结体用笔乃至章法上都迁至了空前的解放。 《十七帖》真迹一般认为早已不知下落，唐人的摹熬和临本也只能见到零星单本，甚至残本，如《远宦帖》、《游目帖》，曾经赵孟俯补全的《瞻近帖》、《汉时讲堂帖》等，因此，一般谈《十七帖》者多以传世刻本立论。宋黄庭坚曾两次论及《十七帖》，他认为“十七帖，必多临本”，而影响后世最大者则是黄伯思，他的《东观余论》所记是“先唐石刻本”。他认为传世《十七帖》有二：“其一于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即传世的唐摹馆本系统；其二，“盖南唐后主煜得唐贺知章临写本勒石置澄堂者”，即所谓贺知章临本系统。今传世《十七帖》刻本名目众多，基本上都是这两种花样翻新。当然还有唐宋间他人的临本，如传为宋魏泰家藏唐人临硬黄本等。馆本中就有张伯英旧苾本、冯铨旧藏本、姜西溟本、王世贞尔雅楼本、文征明朱笔释文本、王穉登藏本等。贺知章本只散见于《淳化阁帖》，《大观帖》所刻已经分期(宝贤堂东书堂帖亦然)，还有缺十七行本(即所谓魏泰藏本)，其它汇帖中，如宋曹之格宝晋斋、明王肯堂郁冈斋、文征明停云馆、邢侗来禽馆、吴延余清斋以及杨守敬邻苏园亦皆有刻，甚至日本、朝鲜亦曾有翻刻的《十七帖》。历代临本中，颜真卿、米芾皆不可信；赵孟頫临本，明杨士奇见到五种，吴宽见到两种，今传世墨迹也还不止一种，也是真伪互见。又有所谓“修内司本”、孙过庭跋本等等名目，多系帖贾翻刻。即使是馆本中最好的如张伯英本、文徵明释文本、冯铨本，其笔意神态也各不一致，这如同生物的遗传和变异。因为一个底本，由于勾摹过硃者的審美情趣不同，奏刀者的技艺高下，棰拓者手法的精粗，用墨的浓淡，甚至纸张的薄厚，都能造成拓本的视觉差异。关于存世各种《十七帖》拓本的考证，今贤多有论述，其优劣的评价，刻拓的早晚，则多不相同。 此次影印的上海图书馆所藏张伯英本，系传世最佳之本。卷装，卷长一千厘米，高三十五点五厘米，帖芯长四百二十二厘米，高二十五点五厘米，宋簾纹纸重墨拓，墨色沉古，字口丰腴浑朴之气同他本迥异，是传世《十七帖》中公认的早期佳拓。帖上的藏印和题跋告诉我们，此帖明代为童轩(士昂)所藏，帖后有张正蒙一跋，跋文讲明是为吴宽所题。帖上还有项元汴印、缪日藻印、清内府嘉度玺印，最后归铜山张伯英。内《青李帖》失两行，残六字，这是《十七帖》馆本系统中，面貌特立独行的一种，同传世其他拓本皆非一石。何谓馆本，元黄溍所说最为简明：“唐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嗜书者二十四人，隶弘文馆习书，出禁中法书以授之。寻又置搨书三人，此馆本之始也……然则当时蚀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传。而其后有敕勒充馆本，故名之曰馆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权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权云。”(《黄文献公集》卷四) 张伯英先生得此本于清内府，他是近代碑帖鉴定的泰斗，尝见他“阅帖杂咏”组诗，论《十七帖》竟然占了这组诗的十分之一。张氏首推此本： “先唐十七双名刻，智辩而今不一逢。赖有弘文留此本，千秋犹见书中龙。” 后注曰：“黄长睿云，《十七帖》，先唐石刻有二，谓馆本及僧智辩本。智辩本失传，弘文馆本摹刻最多，却鲜佳者。予得一本于清内府，明童士昂藏，世无其匹。” 对于流行的几种著名的《十七帖》，张伯英也有诗论其来历及与此馆本的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