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说作为一个刊物的主编，即使作为一个作家，也须使自己知识面广些。长久以来，除了文学创作，我还热衷于对中华名窑的寻访与研究。不知不觉地写了两百余万文字的文章，但我说不出自己的代表作是哪一篇。利用四年业余时间，我自费奔走在祖国的大地上，行程逾20万里，考察了宁夏、西藏、河南、新疆、内蒙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处古窑遗址，撰写的那本《寻访中华名窑》专著，算是费了不少心思，花了很多工夫，去做的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应该有点意思。人类对未知世界，对自己的过去和历史，有着天生的好奇心。千百年来，“我从哪里来”困扰着每一个人。追寻世间的万物“本原”，是人类思维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现代人内心的需求。我想一个作家只有拿出他应有的良知、人格，讲真话，写实情，才对得起这个辉煌的时代。我从不在书斋里观望，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或者考古学者，应把祖先创造的瓷器文化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重新发掘并记录下来。 撰写《寻访中华名窑》，缘于我对中国古陶瓷的喜欢。市场上的古陶瓷真假难辨，“上当吃药”的人比比皆是，到窑址寻根溯源，亲眼看看，亲手摸摸，对古陶瓷片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于是我萌发了考察窑址的意愿，我想用身心去感受古陶瓷，寻找中华民族的记忆。 陶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项重要的发明，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其他国家都不曾跨越到瓷器，唯有中国，创造了瓷器，china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古陶瓷构建了华夏文明史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缩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 望着眼前这部《寻访中华名窑》，我无比的欣慰。古窑遗址大部分地处偏远的山村角落，人迹罕至，但我甘愿自讨苦吃。一路考察，经受的是奔波跋涉之劳，酷暑严寒之苦。我的足迹所至有大漠深处，有荒城边缘，有高山之麓，有丛林之隙……在西藏考察曲贡文化和卡若文化时，于狭窄的公路上遭遇两车快速相会，差点翻车丧命，司机贡嘎吓得面如土色，陪同的导游小姐旦珍更是脸色发青，面对突发事件，我马上镇静下来，安慰大家并指挥司机小心翼翼地倒车，终于逃过了一劫；在宁夏访沙漠边的灵武窑时，一脚踏在马路边银白色的土堆里，尘土飞扬，粉尘散落到我的袜子上，很快自然凝结成块，灼出了一个大洞，脚面随即出现大片红肿，疼痛无比，至今我不知那粉尘为何物，伤口回沪后三十来天才愈合，但脚上已留下了疤痕……漫漫风险之路，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了下来，如今回首，还有点难以相信。我在拙作后记中曾说:“人有时需要犯傻，因为有些事情，有点傻劲的人才会去干。”这里，我还想告诉年轻朋友:“为民族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会发现自己，提升自己。”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治学方法有特征三端:一是尊疑，二是尊证，三是尊今。”这话对我很有启发。每次考察出发前，我总要精心准备，了解人文背景，到现场后口问笔录，与当地陪同考察的专家领导探讨问题。我还曾在当地考古人员精心指导下，亲自动手发掘实物。好几次，回到宾馆后忙不迭地清洗挖掘出来的瓷片，一不小心就被锋利的瓷片划破手指，鲜血流淌，但心中却依旧快乐。晚上，我不顾一天的劳累，坚持写田野考古笔记，为以后的写作留下第一手资料。 寻访中华名窑，其实也是一项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工作。现在，不少古窑遗址已被现代化建筑所取代，留住中华名窑，便是留住中华文化的根。如成都青羊宫窑遗址遭人为破坏，我在文章中加以披露，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四川的朋友后来电说遗址已恢复保护，令人欣慰。又如我印象中的唐三彩胎是粉红色的，因我收藏的几件唐三彩器物都是粉红色胎。然而在巩义库房里，我看到大量灰白色唐三彩胎，这让我吃惊不小。灰白胎硬度超过粉胎，敲击声音比粉胎清亮，烧制温度更高，它使我对唐三彩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寻访中华名窑》“绪论”中，努力用新的视野来诠释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第一次尝试用人文审美理念将近万年的中国陶瓷史划分为蒙昧时期、萌芽时期、建制时期、高峰时期、独秀时期等五个发展阶段，得到陶瓷界前辈汪庆正、朱伯谦等大师的赞同，认为“这是用全新的理念对中国古陶瓷发展史进行解读，富有启发性。”此书还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赞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八卦给人一种神秘感。在马家窑遗址，看到彩陶上令人震撼的涡旋纹，我顿悟八卦的创始人伏羲可能受到了马家窑文化影响。《周易》是周文王被囚时依据伏羲八卦演绎而成文王八卦。马家窑遗址，有不少被洪水冲刷的痕迹，在离它不远处的洮河依旧汹涌澎湃，生生不息。先民对滔滔江水充满着崇拜和敬畏，于是就把这种真切的感受描绘在彩陶上。那富有激情的涡旋纹彩陶罐，具有流动的节奏和妙不可言的韵律，看着会让人感到无数的涡纹在眼前周而复始地旋转，并与阴阳八卦的旋纹联系起来。从中我来了灵感，我想先民在有限的空间里幻想出无限的循环，这多富有创造力与想象力啊。据此，我写出《马家窑蛙纹:中华龙的起源》等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