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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对已刻稿本的文献价值，每有被忽略的情况，以为一经刻印或抄写流传，该稿本仅荐文物价值而已。其实不然。首先，稿本的钩乙增删面貌，刻印熬或传抄本往往不得而见，只有通过原稿，方可训得作者着书为学之历程。如上图藏有清代学者沈大成(一七〇〇──一七七一)的《学福斋诗文集》稿本，经作者亲笔修改校订，或选或删，或选而未刻，或删而复收，字勘句酌，极为慎重，从中可以获知他对自己诗文的评判。在删去的文字中，有《项贡甫画梅短歌》七古一首，中有句云：”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中，可怜赝鼎无人识。“沈氏自注道：”金寿门在日，常倩兄画梅而自署其上。“金寿门即”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号冬心，画梅冠绝一时。项贡甫则是金农得意弟子项均。学生为师代笔，似属寻常，但每流于传闻，捕风捉影，真如沈氏凿凿言诸诗文者却也少见。然而虑及朋友情谊，沈氏终究不愿此事彰显于世而一笔予以删削(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学福斋诗文集》未收此诗)。金农画梅之作世人奉若珍宝，可以想象，曾经花冤枉钱误购代笔之作者不各凡几，若非此稿存在，这段有趣的艺林掌故或许至今不为人所知。则稿本之珍贵，于此可见一斑。其次，一书虽已抄写或刻印流传，但作者再事修改整理而未及重新刊刻，这种稿本则可补通行本的不足。如清臧庸《韩诗遗说》一书，传世抄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旧稿，面上图所藏的稿本，正是其后来重校厘定之本。该稿不但在体例上(包括格式行文等)作了调整，并且纠正了原本的衍夺讹误，更在内容上有所补充，比现存抄本与刻本精确完备。第三，稿本尽管形态、名目不一，但有一共同特点，即无传抄、刊刻可能带来的讹误，具有校勘正误价值。如清沈钦韩《两汉书疏证》，虽然已有光绪间浙江书局刻本通行，但该本错得离奇，竟然将《后汉书》中的缺卷，谬以《艺文志》羼入。而沈氏《两汉书疏证》的稿本，今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如果净它们汇集整理出版，则浙局本可以废置。第四，某些内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作补充。所谓印本未收，并非指作者自己删削校正，而是指其内容原本固有，但事出有因，刻印时未予收入。如清焦循《忆书》手稿，凡一面三十余条，赵之谦刻入《仰社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时删去了十条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字。赵氏服膺焦循为人，本人亦是愤世嫉俗之士，他删去这些内容恐有难言之隐。但对读者而言，一旦知道稿本还藏在上海图书馆，那么对刻本就不会满足。第五，稿本经他人任意删改，导致文失实。惟赖原入，才能了解作者真实思想。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二十八卷手稿本，记事自咸丰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生前曾被人借读而肆意涂改。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稿时，又经蔡元培删改，或许蔡氏出于善意，但终非李氏原本面貌。今该稿藏上海图书馆，蔡氏删改 之粘签亦保留在上，其文献价值自然要高于影印本。 稿本中最具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当推手稿，专着、诗文、日记、读书笔记等撰述而外，书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书信称名或异，如帖、启、笺、称、简、牍、书、札等。其文字长者可累数百言，短者仅单辞处语，有的述事阐幽，有的宣情吐臆，旨虽专于辞达，语则可以观文。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 态万状，鉴赏家、收藏家们珍之若美珠文玉。 历代学者皆注重书信的学术价值，先秦两汉之史传每有采摭，魏晋六朝的别集、总集则独辟类目。迨至两宋，或一人之手札单刻别行，或众人之尺牍荟萃发布。自是而后，书信代有专刻，其于研究文学、有中国特色与社会、个人，趁着其它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前人于传世书信手稿的研究与整理成果有限，今人在此学术领域有着广阔驰骋空间，大可作为。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书信同其它稿本相类似，亦存在不同版本。明人叶向高自序其《后纶扉尺牍》有言：“余生平尺牍皆焚其稿，惟前次在纶扉有关系时政者间存之，以附于奏草之后。”又曰：“检诸尺牍，凡属寒暄，悉投水火。所余无几，乃政地之艰难，疆事之得失，大较可见。他日尚论者，亦或有考焉。”可见古人写信有留存底稿的情况，以待将来刊刻别集之用。这种底稿相对对方所收之信件当属另一稿本。其面貌有的是草稿，乃所发信件之初稿；有的书定颇规正，则是所发信件之录副。而当其书信公开发表时，文字又会因人事或辞章等各种因素有所改动，人们只要检览上图所藏明末侯峒曾、岐曾兄弟尺牍手稿，即可略知古人书信之原件、留存底稿与印熬的内容往往存在异同。因而书信存在着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文献价值。对此，以往文献家们很少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