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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文化”一组收辑的时论性文章共三十篇，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吕先生是一位纯正的学者，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变迁、民众生计等现实问题极为关心，其立言行事多为社会民众着想，常以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参与一些社会问题的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本辑收录的《论文官考试之宜严》、《国体问题学理上之研究》、《田赋征收实物问题》、《因整理土地推论到住的问题》、《中国文化诊断一说》、《续说》、《学制刍议》、《新生活鉴古》、《如何根治贪污》等篇，都是吕先生为谋求社会改革所写而刊于当年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义州游记》是吕先生所写的惟一一篇游记，一九二年先生利用国庆假期，偕同事游朝鲜义州。是篇乃历史学者之游记，颇注意历史沿革、中朝边境的物产贸易以及风物人情，今日观之，俱已成为历史矣。《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是一篇论述近世学术变迁、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长文章，文章虽是对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的评说，从中也可见吕先生的治学路径和为人处事的宗旨。 “文学文献文字”一组收辑文学、文史教学、文字学等长短文章二十四篇。其中《小说丛话》、《〈诗经〉与民歌》、《新旧文学之研究》、《论基本国文》、《文学批评之标准》等篇，是先生存稿中为数不多的有关诗文、小说等文学领域的理论批评文章。《整理旧籍之方法》、《乙部举要》、《怎样读中国历史》、《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史学上的两条大路》等，都是先生为指导青年学生学习中国文史所写的文章，有些原是在渖阳高等师范学校、光华大学里的演讲稿。先生论治学方法，多切实可行，浅而不陋。如认为读中国史书，当注意治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大方面；读正史，先当用功“四史”；读先秦古书，不可不读前人的注疏和校勘；又说“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学者当就自己的“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了”等，这些很具体的读书方法，都是基于吕先生自己的治学经验，实在是治学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吕先生对文字学素有研究，早年的代表作有《章句论》、《中国文字变迁考》、《字例略说》和《说文解字文考》（后合为《文字学四种》，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本辑所收的三篇，均写于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其中《论文字之改革》，是吕先生去世前数日才脱稿的最后一篇文章，原是《字例略说》的增补稿。文章对当年的文字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文字改革不能速，亦不能过恃政令之力”，更不可“紊乱其自然之规律，而造出苦难耶”。 “书信序跋自述”一组共收辑文章二十一篇。其中《致廖仲凯、朱执信论学书》写成于一九二年五月（刊于同年《建设杂志》第二卷第六期），这是吕先生第一次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他第一次以历史学家的立场，参与当时学界的关于井田制的学术讨论。《三上光华大学行政会书》，分别写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和一九四五年。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光华大学的初建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夕，吕先生认为中国同日本的战争，祇是时间的迟早问题，而中国人也祇有打胜这一战，才能立足于世界。因此学校的建设或社会的各项举措，都应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为此他两次上书光华大学行政会，对学校的建设和改革，提出自己的见解。抗战爆发之后，光华校舍“悉成煨烬”，学校不得不停办。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光华大学复校，校领导合议复校之策，吕先生又第三次上书光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具体地申述了他的复校计划。第一、二封上校行政会书，曾刊于《光华大学周刊》和光华学生所办刊物《小雅》上，为钱穆先生所激赏，誉为“西京贾晁之论”。本辑所收的《自述》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全文约一万五千字，是吕先生自述的传记文字，虽是思想改造的总结，实是研究吕先生的思想演变、学术观点和生平经历的重要资料。 李永圻 张耕华 二○○六年八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