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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学”与本书（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显然，我是将《人民文学》作为“国家文学”的一个标本而提出来探讨的。本书主要从《人民文学》提取个案，经由历史细节和理论问题的具体分析途径，描述并论述国家文学的不同演绎方式或形态，以及包含其中的诸多──特别是核心价值诉求。但是，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只是对所及话题的专门探讨，都只是具体的个案论述或研究。它们对国家文学的命名及其概念的理论贡献，其支持的程度并不一致。而且，我更愿意承认，这其实还是一项尚未完成、有待继续进行的研究课题。 2003年春夏间，正是SARS肆虐之际。我申请的一项名为“《人民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关联研究”的课题由教育部批准立项为博士点基金项目。此后两年间，我的另两三项相关课题又相继获准立项，得到教育部和上海市及本校（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因此，我得以从2003年初夏迄今，有比较从容的条件进行这一系列的课题研究。我的最初打算是以《人民文学》为中心讨论“十七年”的文学（史）。但在资料的调研过程中，这一初衷得到了修改，转而将当代中国的文学制度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而具体途径仍借助于对《人民文学》的探讨。这一目标迄今仍无变化。不过，作为制度研究，我侧重的是其中制度的运作和实践的探讨。我的基本理由是，只有制度的运作和实践，才能揭示制度的历史及其真相。否则，制度研究只能停留在理论可能的层面上，成为“纸上的制度及其研究”。 目标一经明确，前景似乎也就随之清晰可见了。我发现即使仅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在制度运作与实践的视野中，重要个案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这一方面令人兴奋，另一方面却也构成了挑战。首先我要面对的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预定后实际上又不得不大大扩展了的课题内容。以个人之力来判断，这项研究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时间上的无底洞。所以，对于近年来别人询问研究进展的问题，我一概回答“大概需要20年”。我的自我安慰是，反正也做不了什么事，那就姑且把这件事基本搞定吧。但也难说，如果哪一天我的兴致没有了，这一系列的研究也就走到头了。至于对预设的具体项目目标的完成，目前看来还是充分可能的。 谈到“国家文学”这个概念，起初我并没有任何预设。已经不记得确切是在哪几天，可能是在写成关于《人民文学》创刊的那篇文章之后不久，我突然觉悟到，这个概念或许能够更准确地在政治解读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上对其作出内涵方面的界定。也就是说，在我们认识到“当代文学”命名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之后，国家文学的概念可以更进一步揭示“当代文学”的实际内涵。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被国家文学逐步取代的过程。相比于国家文学的命名及其概念内涵，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似乎都显得有些抽象，至少很难显示其对特定文学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政治性质的说明性。那么，在我的具体研究中，所谓文学制度的运作和实践，其实也就是国家文学的形成即其想象和实践的过程。这也就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我曾在研究生教学中几次谈过我的这一系列的设想，很幸运地引起了学生之一的郭战涛的兴趣。他表示也想尝试相关研究。能够求得同志，自是幸事。但我并不想以己之见去规范他的研究可能性。大约在2004年前后的两年时间里，郭战涛于课务之余独立设计并完成了四篇相关论文的撰写，也已相继发表。收入本书的《政治改造的另类标本》、《封面的意识形态》、《身体与身体拯救》和《新农民如何被塑造》四篇即其大作。其中第四篇还是他的学位论文。为求书中篇名风格、形式的统一，结集成书时征得他的同意，我将其各篇名都改成了现在的标题及副题。作为项目的负责人，我应对郭战涛的贡献深表感谢。 在我最初发表书中文章及在一些其他场合，我已多次深切表达了对帮助我进行这一系列研究工作的师友及机构的真诚感谢。在此，我愿意再次表达同样的感情。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包括本书在内的我的研究，都是合作支持的成果。其中，我所获得的帮助，都是别人无偿、无私的赐予。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报他们对我的恩惠。这本小书就算是开始的一部分。 最后还要说明，本书的定稿得益于高瑞泉教授的不断敦促，它的出版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211工程”项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出版经费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