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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文学的形成伴随着其与文学主体自主性的矛盾、冲突及其调和、解决或克服的过程。作为具有特定利益归属的国家文学，它同一般（或广义）的文学之间必有难以完全弥合的分歧或距离，因此，国家文学的建立必须经过对“普通”文学的充分整合或改造的过程。特别是对“异质”、“异见”的文学（因素），必须压抑其生存的空间，甚至剥夺其生存的可能，至少也要最大程度地消除它的影响力，或将其置于彻底的边缘化位置。对此，除了组织制度（行政）措施外，还必须借助或运用政治权力手段，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运动，改造或清除异类，保障国家文学的纯洁和健康。显然，这是一个无限漫长的过程。参见本书《新中国的第一场“文艺整风运动”》、《政治改造的另类标本》等文。 第三，国家文学的形成伴随着属于其特有的一系列文学运作机制和手段的建立与实践的过程。国家权力、组织制度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虽然是国家文学的强大基础，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取代具体的文学运作（手段）。国家文学如何被操作，国家文学如何成为文学的日常活动或状态，还将取决于国家文学的策略和技术水平。这种策略和技术水平的发挥，将全面影响国家文学的整体面貌。看似局部或个案的问题，其实关乎全局的利益。这也就是一部（篇）文学作品何以往往会酿成大风波、大事件的原因。对此，具体的文学活动如组稿、发表和一般的文学批评之类，在当代中国文学即国家文学中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参见本书《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以及前注各文。 第四，国家文学的形成伴随着它建立自身的文学信誉及其合理性的建构过程。政治正确当然是国家文学的首要前提，但是，在当代中国，文学仍然需要关注属于“第二位”的艺术水平问题。在国家文学的建立过程中，关于其自身艺术水准的问题，之所以经常会被提到政治的高度来强调或讨论，原因即在其关乎国家文学的文学信誉，关乎其地位的充分合理性与否。正如艺术水平愈高的“毒草”，它的毒性也就愈烈的说法一样，只有堪与政治正确性相当的高度的艺术水准，国家文学才能真正成为能够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的精神产品，而在消极意义上，国家文学由此也才能压倒、打垮一切“反动”的文艺作品，彻底、全面地占领并巩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所有阵地。说到底，国家文学建立其自身的文学信誉及其合理性的过程，也就是如何调整、改善并发展文学的生产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于当代中国文学即国家文学建设的始终。参见本书《封面的意识形态》、《新农民如何被塑造》、《身体与身体拯救》等文。 作为学术对象或问题的“国家文学”，“国家文学”之命名，或其概念的提出，一般而言兼有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或定位。一是作为反思或批判的用途。国家文学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先入为主的判断或概念，它的提出建立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考察的基础之上，由此将它视为当代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并视其为一个症结性的问题。换言之，在我的研究视野中，国家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主要责任者。也就是说，从反思或批判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进程及其问题，国家文学是最终必须正面、深入触及并解决──或至少提供解释──的核心问题。因此，它不能不承载消极或负面价值的责任。事实上，这个概念的提出伊始，价值评判的立场和内涵也就随之明确了，即我对之怀有批判的动机。 第二，国家文学也是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用途的概念（或现象）而出现的。一个宏观性概念的提出，虽然有助于建立一种宏观视野的基点，有助于促成对探讨对象的整体性认识，但是，它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取代个案研究，不能取代具体的分析和判断。尤其是在（文学）历史研究中，描述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意味着必须重视细节，必须重视特定的历史语境的还原，必须重视事物、现象之间的准确关系的建立，必须重视逻辑推演的事实依据──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合理性或可能性，必须重视理论概括的适用范围──任何一种理论，其有效性应该都是有特定领域或限度的。国家文学或许──哪怕肯定──是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终极原因（之一），但是，它不可能成为所有问题的直接原因。国家文学不应该遮蔽历史所必然含有的生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我的（文学）历史研究中，国家文学经常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出现和被使用的，它首先是作为个案的（可能）原因之一而提出的，是作为学术探讨的具体维度之一而受到重视并确立其学理研究价值的。国家文学是否具有“终极性”的理论概括力，取决于个案研究及其结果对它的支持程度──而不是相反，由国家文学的理论命名去覆盖或笼罩所有的个案现象或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是从方法论角度判断学术研究成立与否的关键，是判断学术研究的价值程度的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