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最为常见的是中华书局影印的浙本，附有书名、著者姓名索引，古籍研究者、爱好者案头常备。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总目》所录书籍的版本，则可查阅《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亦附书名、著者索引。以下简称《标注》），这也是常备的工具书。但是，使用《标注》时常会有查阅不得的遗憾：《标注》只收《总目》“著录”书目（即当时拟抄入《四库全书》者），不收《总目》“存目”书目（不拟抄入而仅备知晓者）。如果要查阅的恰恰是“存目”某书的版本（这会有相当大的概率，因为“存目”书种是“著录”的近两倍），就要寻觅不很常见或罕见的目录版本著作，甚至需要请教专门研究者了。这时，产生如下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应该有一部专门汇录《总目》“存目”书籍版本的著作，与《标注》配套。现在，这部著作问世了。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以下简称《存目标注》）60卷，是《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书籍知见版本的首次全面汇录，并附程远芬编制索引4种，总字数逾300万，装订成精装8册（含索引2册）出版。 这部《存目标注》在此时的出现有其偶然性。如果不是作者在琉璃厂中国书店服务部购得《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直接受到启发，决定立即着手撰写，它的出现很可能向后推移。然而，它的出现又是必然的。在作者之前，学术界已有这样的认识和追求；而长期使用《标注》的学人，当多有《存目标注》出世的呼唤者。它完成于作者之手也顺理成章：作者专攻古典文献，潜心于四库学；作者决心撰写《存目标注》之初，适逢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良机，得以目验古籍版本5000余种，广泛涉猎大量古籍目录版本著作，由此奠基，继之锲而不舍十余年，其中请益切磋不计其数；为力求刻工姓名、藏书印鉴及有关特殊字形的排印符合原书，作者在恪尽教职的同时，坚持以工楷独力抄写全稿正文4000纸，耗时数年，而无一字假手他人。 《存目标注》是与《标注》配套之书，略仿《标注》体例，自属得体；同时以后出转精为追求，有若干改进，更切实用。 《存目标注》取中华书局影印本《总目》“存目”出条，并补入胡虔《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多出的33种（条），凡列6824条。增收范围之小以至不易觉察，但揭示《总目》编纂中选目更改变动的功用则不应忽略。 增加了四库采进本的著录近万条。当时一种书籍往往采进几种版本，有些书名、卷数并不一致，亦间有此详彼略，或各有侧重，可据以补《总目》的缺漏，如撰者姓名、籍贯、经历；也可验核提要所述正确与否。《总目》所收只是根据某一种版本撰写的提要，如果提要所述与所录采进本不合，必然是汇编《总目》时张冠李戴了。例如，《总目》卷六十一传记类存目云：“《内阁行实》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而《四库采进书目·两淮商人马裕呈送书目》记录为：“《内阁行实》八卷，明雷礼，三本。”既不是“二卷”而是“八卷”，又确载了撰人“明雷礼”，可知《总目》提要所据决非马裕家藏本。 重视版本源流。这也是目录版本著作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存目标注》对于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固然按刊刻传抄先后排序，对于同一系统版本则努力探寻祖本，依次排出传承顺序。即便多次印入丛书之本也力求理清源流，如《泽古斋丛抄》、《式古居汇抄》均据《借月山房汇抄》书版重编刊印，《指海》部分书版亦来自《借月山房汇抄》，这3种丛书的有关版本便紧随《借月山房汇抄》之后。凡目验或有资料记载的版本，均详录书籍版式行款，遇有纸墨刻印极佳或残缺漶漫者必作提示，兼录序跋题识、校评阅刊行者与刻工姓名、藏书印鉴，务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版本源流、书籍原貌和流传信息。 注明现存版本藏所，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也一一注出。由于藏所大多为公共图书馆，“存目丛书”亦多藏其中，故为查阅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所附4种索引为《撰校评阅序跋者索引》、《书名索引》、《刻工写工及刻抄者名号索引》、《藏书家及藏书印鉴索引》。前二者较一般只录撰者、书目的人名，书名索引扩大了范围，撰者之外，增加了校评阅序跋者；书名除列条的著作名之外，增加了该条中出现的同书异名。后二者则因其资料来源于6000余种古籍，几乎无异于专门的刻写抄工索引和藏书索引。由此，读者不仅可以检索大量日常需要的信息，而且还有可能找到通常踏破铁鞋无处寻的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