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历史上，中亚是除了东地中海以外另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数千年来，一波波操着不同语言的族群浪潮一样不断涌入到这一地区，各自带来不同的文明，形成万花筒一般的历史，诸文明在此碰撞融合的最著名结果之一，就是世界上唯一融合了四大古文明的遗址：敦煌。中亚处于中国、印度、伊朗、欧洲的中间地带，接受同时也施与以上四处政治、文化上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核心地带。然而中亚的历史却以艰涩晦暗著称。这不仅是由于当地不间歇的入侵浪潮造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人种的多样性及诸多的死文字、死文明，也由于系统的史料的缺乏。1900年，31岁的巴托尔德发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时，这一地区的历史几乎已被遗忘，才刚刚引起学界注意。部分也因此，这本奠基性的著作一经面世就成为名著，它原本只是作者的硕士论文，答辩后却因为其异常出色，而被授予博士学位。 虽然名为“蒙古入侵时期”，实际上本书涵盖的时间跨度却长达600年——也即自7世纪伊斯兰教传播至13世纪蒙古入侵的中世纪。7世纪以前的中亚更多受到的是伊朗和印度文明的影响，而此后主要的浪潮却是不断加强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即使蒙古入侵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因为留在中亚的蒙古人自身后来也同样被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了。这两者的决定性影响一直奠定了如今中亚文明的整体面貌。 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最初传播不仅意味着“又一次”外来征服，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更加集权化的国家体制以及宗教、字母，取代和改变了原先绿洲城邦的松散面貌。中亚直接面向开阔草原和沙漠的地理特征，使其边界的渗透性、开放性极强，被迫屡次在游牧骑兵的进逼之下退却。到999年中亚最后一个雅利安王朝被突厥系王朝取代时，游牧民族对西亚新的一波入侵浪潮将在持续五百年的时间里成为这一广阔地带新的历史驱动力。而且这一次是“一旦突厥化就永远突厥化”，印欧语系民族在当地的统治自此一去不复返。 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古入侵虽然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其历史意义却并没有想像的那么深远，它不是终结、而仅仅是短暂地打断了突厥人复兴的势头。蒙古帝国仅仅持续了近一百年就崩溃了，而被它们招募的大批突厥人迅速向西、南两个方向挺进，使伊斯兰教的扩张达到历史的最大极限。 由于对历史上蒙古统治的怨恨，苏联史学界对蒙古征服的评价向来注重于其负面影响，对成吉思汗帝国的历史意义作全盘否定的评价，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在苏联学者看来，巴托尔德低估了蒙古人的破坏性，却高估了它促进贸易、文化联系的意义。但平心而论，1000年至1500年的五百年内，中亚出现的文化倒退并不能完全由蒙古人负责；相反，突厥系的诸王朝的大量纷争一直是破坏性的，却没有蒙古统一时期带来的普遍和平。巴托尔德令人信服地证明：“由于河中方面确立了蒙古的统治，故河中诸城镇从战争破坏下得到恢复，远比呼罗珊与伊拉克诸城镇为迅速。”中亚的衰落最致命的影响，不是蒙古入侵，而是14世纪跛子帖木儿短命的帝国所进行的战争——很多城镇再也没有从这一破坏中恢复过来。 在巴托尔德看来，不能仅仅把蒙古入侵的历史看成是一堆“可怖情景”，甚或“一堆令人厌恶的画面”，正确了解历史必须具备理解之同情。客观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浪潮促进了欧亚大陆之间的相互影响，蒙古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向西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这些最终被欧洲兴起的新文明所充分吸收利用。中国艺术也对波斯和土耳其的细密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在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中还能看到：16世纪的土耳其画家普遍认为，一个美女就必须具备像中国人一样的容貌。这一争论这取决于我们究竟关注于哪一方面：眼睛是盯着这种打通大陆通道的侵略浪潮所造成的破坏本身，还是此后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中国文明在汉唐两代的影响一度远届西域，成为中亚东部各绿洲城邦的宗主国。名城撒马尔罕通向中国方向的东门就被命名为“中国门”。当阿拉伯征服者于7世纪来到河中地区时，当地的中国器物给他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此后他们把所有精巧的器物都称作中国的。 一百年后，唐帝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决战，巴托尔德认为751年的这一战役意义极深远，“因为它决定了是中国文明还是阿拉伯文明在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的确，在这一战后，中原势力绝迹于西域长达一千年，很难不承认它所具备的重大象征意义。但更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这次战役之后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帝国无力西顾，西域唐军不得不撤返内地勤王。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的清帝国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衰弱：尽管经历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清军却未像唐朝那样完全撤出，而能在西域沦陷后卷土重来：左宗棠率湘军1878年再度平定西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