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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读到川合先生的论著，我就对他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特点留下深刻印象，这使他思考具体问题时总带着宏观的背景，能在具体的问题中发现带有根本意义的结论，而同时具体的结论又不断累积、丰富着总体的见解，最终形成系统性的宏观论断。写作《李贺与比喻》时，他大概还没形成对中唐文学精神的基本看法，但在个案研究中已逐渐勾勒出一些具体特征，文中提到的李贺对比喻中语言秩序的颠覆，就是很有创见的结论。后来他又在研究韩愈的论文中提出游戏性的问题，在研究白居易的论文中提出语词过剩的问题，在研究中唐诗的论文中提出“奇”和夺造化之功的问题，尽管这些论点都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但他所有的发现都是从细致的文本解读中产生的。他常常能从一篇作品、一个艺术表现中发掘出深刻的见解，《韩愈探索文学样式的尝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画记》向来不是中国学者所重视的作品，但川合先生以细致的解读发掘出了不寻常的内容，也显示出他对文学理解的深度。《终南山的变容》一文，通过分析唐诗描写终南山的视角和写法的变化，揭示中唐诗人把握自然对象的新变。他抓住韩愈《南山》，比较其毫发无遗的描写手法与汉赋的相似，指出：“汉赋也是投入大量词汇来再现世界的，不过在汉赋中，被描绘出的世界和作为描绘对象的世界无过与不足，恰好一致。或者说，较之表现眼前存在的世界，应该说用语言传达出已被观念化了的世界才更确切。是以在汉赋中，人的认知和世界实现了令人羡慕的一致。而韩愈诗则是在洞见人之极限的前提下，依然向世界整体挑战，因此通篇显出人和世界的紧张关系。”由此他更进一步断言：“以往共有的世界观到中唐的解体，同时也是诗歌摆脱因袭束缚的一次解放。文学立足的根基有了质的转变，中唐文人由个人的视角去认知世界，于是构建起了独特的文学。在文学由集团向个人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关头，盛唐到中唐的变化也是文学向个体方向迈进的又一个转折点。”不难看出，这里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至今还未被人注意到的很重要的范式演变问题。 正是这些由个案研究形成的局部认识的积累，逐渐形成川合先生对唐代文学的总体看法。他曾在兴膳宏先生主编《给学中国文学的人》“唐代文学”一章里表达了一个综合性的、抓住问题关键的认识：“诗歌摆脱类型化的抒情与趋于散文化的倾向，以及文里的古文和传奇的出现，文人的创作不偏于诗或文而推及广泛的领域，这些中唐的特征共同显示出的是旧有形式已不能适应人的精神领域的扩大。文学从典雅的定型的美，向追求人的多样可能性上产生质的转变，这最终被宋代所继承，获得更确定的表现。”如此富有深度的理解不仅贯穿于川合先生的文学批评中，也体现在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认识中，促使他从前所未有的高度理解中国文人的自我认识方式，并看出中唐时代的文学对于上述认识方式的意义。前者体现在《中国的自传文学》那部篇幅不大却有多方面启示意义的专著中，后者则可以从本书《文学的变容》、《中国的诗与文》二文约略窥见。 著名中国学家福井文雅教授，曾在《法国东方学的近况》一文中讲到，他留学法国时听法国年轻学者说：“搜集资料、作索引之类的职员式的工作，由东方人去做吧，从中引出学问的体系才是我们的事。”又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把那些短短的、结论不知要说什么的小论文，急急忙忙地抛出来呢?”（《东方宗教》第30号，1967年10月）回顾明治以来的日本汉学，在文学研究方面，似乎给人重视文献考索而轻忽文学自身研究的印象。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新一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原京都大学教授兴膳宏先生、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浦友久先生，都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代表人物。在当今活跃于学界的学者中，川合康三教授堪称是代表这种倾向的重要学者。他的论著总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关注文学本身的艺术表现问题，由文学现象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探索其艺术思维的特征，阐明其艺术创作的原理。像论李贺诗的代语问题，论韩愈文学的游戏色彩，论白居易诗的饶舌作风，都能透过现象洞见更深一层的东西，给人以思考方式的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