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这类把读书当好玩，只想在字里行间寻开心的读者，面对那种作者辛苦爬梳，耗数年心力毕其功于一册的学术大书，秉持的阅读态度难免会让作者失望。我们会比买椟还珠更“寿头”，就像那些初级玩家，一心只想在游戏过程中找“彩蛋”；我们不是把鱼子酱刮掉吃面包，就是专挑围盆的黄瓜片下筷子。所以我的朋友听说我要写这本书的书评，很不放心地告诫我：千万别把它送到怡春院! 不过这本书跟怡春院完全不沾边。虽然本书第四章的标题赫然是“性学”，但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此“性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学问，如何定义，作者说的很详细，要让我解释起来就会更啰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 尽管如此，八卦读者仍可从书中得趣。比如说作者告诉我们，十六世纪时，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不仅包括茶叶、丝绸、瓷器，还有一种土茯苓。这种藤本块状根茎广东人和老饕们都很熟悉，用它来炖老火龟汤，据说能祛湿毒。 土茯苓之大有利于明朝海外贸易顺差，是因为它的药用功能——据说它是医治梅毒的特效药。葡萄牙医生奥尔塔（Garciada Orta）在《印度香药谈》中说到：1535年，中国人将它（土茯苓）带来医治这种病。 土茯苓后来又从印度传到欧洲，治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的梅毒，有此等“大牌”做广告，土茯苓信誉大增。欧洲人之前都用汞剂医治梅毒，据说毒性大到会烧坏咽喉声带，长期用药之后，病人说话声音嘶嘶如鬼魅。现在有这种“中国根”效果卓著，当然趋之若鹜。土茯苓一度价格昂贵，大约24盎司就要卖10克鲁扎多（葡萄牙旧币），我们不去详细查考这笔钱的购买力，随便在网上搜索几篇文献，得到一条数据，说是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跟澳门葡萄牙商会订合同，每年从向日本运送生丝的定期贸易商船抽取一定比例作为收益，维持教会运营，日本耶稣会士在这个项目上一年入息也就大约4000克鲁扎多。 关于梅毒，作者采用美洲起源的观点，这种说法认为梅毒是由哥伦布船队从美洲大陆带返西班牙，随后在欧洲各地传播开来。作者又在注解中说明“这只是一种通行看法”，“尚有很多争论”。这种争论向来就有，也从未平息。 本书作者在传教士文献中找到这样一个例子，葡萄牙医生桑切斯怀疑梅毒的美洲起源说，曾著文论述。他还给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写信，打听中国旧籍（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涉及梅毒的内容。在北京的神父索智能回信告诉他，中国古书的确对梅毒有很多记载，他本人不相信那是葡萄牙人带到中国来的，因为“对于外国男人和其他过客而言，很难与中国妇女发生关系”。 实际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分子生物学兴起以来，历史病理学家已能为密螺旋体的进化变异建立基本框架，梅毒传染病只是螺旋体细菌导致的许多疾病中的一种。科学家发现，各种人类密螺旋体病之间存在极大相似性。据此产生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只存在一种密螺旋体病，而它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临床表现，所以讨论梅毒的起源地域成为一件无意义的事情；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各种密螺旋体疾病是由这种病原体细菌的各种株系变异造成的。这种细菌最初大多在儿童之间接触传染。三千多年前地中海各地城市的相继出现，使人类的织物生产得到广泛发展，之前在裸体间传播的密螺旋体细菌不得不发生一次“选择性”变异，此后，成人的性接触成为它的主要传播方式。 即便这样，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哥伦布的确把一种新的变异螺旋体带回西班牙。虽然在分子生物学的视角下，“梅毒的起源地在哪里”看起来像是个假问题，但它却曾在学术史上闹出偌大动静，究其原因，我们怀疑根子在于它实际上是种“道德病”。《形神之间》（P51）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历史上，梅毒的名称随地域改变，先后被称为“西班牙疮”、“高卢疮”、“那不勒斯疮”，传到中国，则被称为“广疮”。作者没有说的是，那些名称背后都暗藏怨恨和嘲讽。 十五世纪末它叫“高卢疮”时，法国国王正跟西班牙为那不勒斯争执，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到十六世纪时，意大利又被西班牙入侵，它就又被改称作“西班牙疮”，认定是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来的。意大利先后遭遇一双强邻蹂躏，却无力在军事上报复。不过文艺复兴的这个时期，意大利人在文化上拥有“霸权”。当时欧洲最好的医科大学都在意大利，各地有志学医的好青年纷纷奔赴米兰或帕多瓦，意大利人在梅毒问题上给法国、西班牙栽赃，这说法得到快速传播。想来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定不乐意，反过来又把这种病称作“那不勒斯疮”。中国北方一向视广东人作南蛮，所以北京的文人写起笔记体来，顺手就把这种病写成“广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