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向在意“读书人”三个字。哪怕再穷困潦倒，但只要是读书人，我对于他的敬意也会超过对于某些富豪和官员。所幸，我也勉强算是读书人——起码以读书人自居——加之身为教书匠，所以改革开放30年间可以说是购书无数，看书无数。其中深刻留在脑海中和心中的至少可以举出三种：《古文观止》、《绿化树》和村上春树。 也许有人说，《古文观止》和改革开放太不相干了？不，太相干了。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特殊10年，是中国文化传统被彻底割裂的10年，包括《古文观止》在内，大凡古书旧书都是“文化革命”的对象。那期间人们只能以极其怪异的形式即作为批判材料接触支离破碎的古文，绝不可能出版完整的《古文观止》。即使旧体诗词，公开发行的也仅限于《毛主席诗词》。说来也怪，我又偏偏钟爱古文。对我来说，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就是把承载传统文化的古文、古诗词从地狱底层解救出来。记得我最初看的《古文观止》是1982年秋天在广州市北京路古籍书店买的，上海古籍书店出版，上下两册，深蓝色封面。当时我研究生毕业刚当大学老师，就用课余时间看这两本书。边看正文边看注释，意思弄懂后，就试着背诵，尤其唐宋八大家的，能背下好多篇。后来我搞了翻译，再后来尝试散文创作。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的文字底子很大一部分来自《古文观止》。它的简洁、优美、韵律、气势以至章法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给我以美的享受、美的薰陶、美的感动。与此同时，文中或隐或显流淌的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的士子情怀和坚贞孤高的儒者操守也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两册古文不仅影响了我的文字底子，还影响了我的精神底子。换言之，她的文脉、血脉一并流入了我被“文革”严重扭曲的心田、笔端。应该说，我的读书人资格和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古文观止》赋予的。“观止”——观止矣，余者不足观也，信哉斯言！ 第二本书是张贤亮的《绿化树》。我自小喜欢文学，但那时对当代小说的阅读开始有了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为从事文学翻译储备新鲜语汇和打磨对于现代汉语的语感。为此我从1980年代中期订了三种期刊：天津的《散文》、北京的《小说选刊》和福建的《中篇小说选刊》。《绿化树》是在《中篇小说选刊》上读到的。故事生动有趣，文笔苍凉鲜辣，一边是男性生命的无奈，一边是女性青春的激扬。显然，性在这部小说不仅仅是性——尽管在当时性本身就有足够的冲击力——而是一种通俗而又深刻的隐喻。作为刚刚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我本能地感觉出了这点。是的，性的无能就是生命力的无能，个性和主体性的无能，人性的无能。不言而喻，这种无能是改革开放前种种荒谬而强大的外部力量长期压抑和阉割造成的。说到底，有压抑才有开放。正因为有人性的荒漠，才要有“绿化树”。可以说，《绿化树》这一整体设喻，不仅深刻，还需要敢于担当的勇气和良知。这部中篇让我看得十分投入，那仿佛一种近乎战栗的阅读快感——读着读着，我感觉长期盘踞在心底的某种不快之物一点点挪动、剥离，最后轰然跌落下去，了无踪影…… 要强调的第三种书，不知是否巧合，也和“树”有关——村上春树。村上的书已发行三四百万册，以平均每册四个读者计算，其读者已远远超过一千万。而其中最先读的读者理应是我，因为译者是第一个读者。读的第一本是《挪威的森林》，那是1988年晚秋的事。一位老先生向漓江出版社推荐，说我的“唯美”笔调适合翻译村上，使我从此进入村上春树作品的特殊阅读历程。第一次读《挪》，我就朦胧感觉出这并非一般的爱情小说，而更包含了对于个性——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及其可能性的审视、探索和表达。作者用很多隐性篇幅描述了人之个体、尤其边缘化个性与社会的关系性。而这点恰恰是我骨髓里涌动的一条细小的暗渠。历经“文革”的我最为珍惜的东西之一就是个性，就是个性的张扬和表达，任何压抑、扭曲个性的对象物都是我所痛恨的。我感到这点在我读《挪》以及后来的村上作品中得到了抚慰、回应、释放和深化，进而成为我后来写文章的一个主题、一个追求。而作为一种情怀的丰富和演进过程，我觉得与《古文观止》、《绿化树》、村上春树多少有关。之于我，古今中外毫不搭界的三者之间似乎有一条超越时空的相连的索道容我走过。不，也许现今仍在行走之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