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韦伯问题，是一个困扰中国学界多年的问题；它也成为了包括余英时等著名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追问的问题。其基本涵义是说，为什么在西方发展出了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其精神性、文化性的因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出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其精神性、文化性的因素又是什么？对此，有的学者继承了韦伯的基本判断，认为由于中国包括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并不能提供西方宗教革命所提供的新教伦理精神，所以，她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是理所当然的；有的学者则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无所不在”的观点提供了和新教伦理精神相似的东西。其中尤其以余英时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晚明时期兴盛的禅宗思想主张“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赋予了尘世以崇高的价值，此成为了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精神支柱。面对当年东亚“四小龙”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杜维明先生也从儒家精神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的角度来加以诠释。不过，或许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代中国所创造的奇迹/近现代中国人所创造的现代精神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用本书作者高瑞泉先生的话说就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北京，20世纪末中国加入“世贸”。因此，“今天，当中国现代化经验有了前所未有的正面意义以后，我们更无法摆脱韦伯问题的纠缠:一个曾经被认为是由于儒家传统的‘断裂’而导致现代化迟迟不来的东方大国，在她不断创造经济奇迹的现象背后，难道可能没有任何文化的或者精神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有，那是什么？中国的特殊的政治结构、经济体制和文化精神是如何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第166页)这种追问，既肯定了当代中国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又指向了现代精神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显然迥异于总是拿古典传统文化说事的套路。对此，我称之为韦伯问题新索解。 这种追问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创造的现代文化的充分肯定。目前，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有两种观点颇有市场。一种观点以为，我们要承认中国人在这百年当中、尤其是最近三十年以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济神话，但是，中国文化却没有因此而腾飞。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另一种观点认为，具体落实到中国近现代文化乃至当代文化，更是一片荒芜。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有孔子、朱熹等大家，那么试问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哪一个所谓的大师可以与之媲美？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它们的优点尤其在于发挥鞭策作用，使得我们认识到自身对继承中国文化、创造崭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可是，认识对象的荒芜究竟源于它本身还是由于我们认识主体自身的荒芜？即，中国现代史上果然是一片文化沙漠吗？还是由于各位人物的极端复杂性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在所受教育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全面地对其加以把握？八宝楼台拆成断片，当然只能当柴烧。可是问题不在八宝楼台，而在不识货的我们。对此，高瑞泉先生的基本观点是，也许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文化巨人，但是，这短短的一两百年之间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财富使之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各位思想家通过因袭传统文化、规抚外来文化以及创造新的文化，形成了继先秦之后又一个文化生命源头。简而言之，中国近现代已经创造了一个包括进步、竞争、平等、民主、科学、个人以及大同社会理想在内的现代精神传统。它们已经深深地嵌入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背景之中，成为了习焉不察的精神性存在。 显然，中国的经济腾飞、现代化的成就离不开这一系列现代精神传统综合作用。由于篇幅所限高先生没有充分展开。事实上，这些因素究竟是如何综合作用的？除去它们之外还有别的精神性因素吗？这些问题正是高先生提出新的韦伯问题之后所要进行的工作。不过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魅力。现代化的成就发生的基本框架必然是进步的历史哲学和时间观，而且，它必然以科学及其技术为发展的知识动力，以民主化的政治体制为制度动力，无论是人进入现代化的场域还是从其中获得自身的报酬都离不开平等作为人格预设和衡量尺度，最后，人们相信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我们将获得无上的幸福，进入大同世界。这种结构就是现代人生活的处境。无论是喜是忧，既需要当事人自己感受，又需要思想家加以反省和清洗。或许，这就是先哲所说的“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