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晚辈，我结识元化先生不算早。1985年冬，遵业师冯契先生之嘱，到湖北黄岗参加纪念熊十力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同期举行的好像还有个文化讲习班，受邀讲演的著名学者中就有元化先生，而陪侍左右的两位高足陆晓光、蒋述卓，和我是同一届的博士研究生，住的仅一墙之隔，每天都互有走动。冯、王两位老先生更是互相敬重。况且，先生是文艺理论名家，但是他后期的学术活动更多的似乎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反思，和我个人的专业兴趣十分接近。这样，我虽然未敢忝列门墙，但也很幸运地结识了先生。不过，稍后些日子，才有机会更深地就教于先生。当时我正在做我的博士论文，元化先生知道我的研究课题是中国近代哲学中的唯意志论思潮，嘱咐晓光带我去他住处，希望与我聊聊。这一次我们谈得真是热烈非常。元化先生与我的导师冯契先生风格迥异。和冯先生谈话，通常是当你说话的时候，无论多长，冯先生总是静静地听着，并不插话。元化先生不同，你说了不多一会，他会很快插进来表达他的看法，接着很诚恳地说，对不起，打断你了。我接着说若干分钟，他可能又有很长的插话。当然，还是会很诚恳地说:对不起，打断你了，请接着说。正如此反复着，师母张可就出来招呼留饭了。我觉得先生真可谓热情似火，才思喷发，有那么多思想愿意和我们晚辈平等地交流，使我感到又喜欢又受益。从此，先生每有新作出版，一定不忘了送我；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组织的一些小型学术活动，也常吩咐我参加，使我得到许多受教的机会。元化先生的博雅是人尽皆知的。古人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在我心目中，元化先生就是才学识三者兼有的通人，更何况在消费主义有席卷天下之势的时代，其难得不言而知。不过，我们尊敬他的恐怕更多的还是他永不停歇的真诚的思想。他以“为学不作媚时语”自励，但同时又紧紧地关注着时代，从来不标榜自己会做出什么超越时代的永恒的学问。因此就与那些亟亟于名利、趋风气而相率入于伪者绝缘。他说:“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自知不可能做出什么丰功伟业。但我仍黾勉以赴是为了什么呢？……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应做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哪怕只是一点微末的贡献也不要紧，只要是真诚地去做，锲而不舍地去做就行了。……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在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这些平实的话让我深深地感动。 元化先生自述一生思想有三变，都来自“自我的反思”。后面的两次，给学界留下的印痕更深。“新启蒙”所招致的已经不用多说，“启蒙反思”也并非毫无争议。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风尚有一个大的转折。其中的一个标志是激进主义的退潮或激进主义批判。原来意见比较一致的知识界，对于以“启蒙反思”为主题的激进主义批判，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以为“启蒙反思”就注定是否定启蒙，而王元化先生却明确地将“启蒙反思”集中于批判“启蒙心态”。“启蒙心态”这个概念并不是先生最早提出的，但是与其他有些人含混地使用这个概念不同，王元化先生曾经很明确地澄清了其意义。他说:“我认为，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过分的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将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九十年代反思录》)所以，我以为，王先生的“启蒙反思”并不是肤浅的追随风尚潮流，也不是个人情绪化的诉求，而确实是经过有的放矢的理性反思。所以，尽管对于“启蒙运动”和“启蒙主义”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元化先生的坦荡和真诚:他相信自己米寿之年所经历的生活和一切真诚的思想，都可以成为反思的对象，因为它们有更广泛的意义:“二十世纪知识人所做的和想的，都在中国有极充分的体现，以中国近代思想作反思的对象，有可能产生一些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命题。所以，二十世纪是思想的一笔财富。” 修辞立其诚。元化先生及其思考同样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