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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主要有《中华要籍集释丛书》、《陈澧集》和《冈村繁全集》等。《中华要籍集释丛书》是由元化先生提议编辑出版的，原拟定名为《先秦诸子集释丛书》或《诸子集释集注丛书》，经我社讨论后，认为入选的图书不应局限在诸子著作，而应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主，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学科。丛书各种均选择精良的版本加以校勘，以汇集前人注释成果和体现当代学术水准为主。我请元化先生出任这套丛书的主编，他坚决不同意。他对我说，我们这代人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主要是为后人做些事。尽管他不挂名，但他一直过问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进程，并多次推荐可以入选丛书的书目及其整理者。从2000年至今，这套丛书基本上年出一至三种，至今已出十种。其中有陈奇猷校注的《韩非子新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范祥雍笺证的《战国策笺证》，王焕镳的《墨子集诂》，朱铸禹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等，多数是已故知名学者一生的治学结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文献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 晚清的广东学者陈澧，是对乾嘉以后学术思潮转变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主张“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与黎震伯书》），重视训诂考据，强调“由考据而明理，余之学也。讲义理必由考据，否则臆说耳，空谈耳”（《东塾遗稿》）。他服膺顾炎武，重视通经致用，并仿效顾炎武《日知录》作《东塾读书记》（初名《学思录》）。《读书记》问世后，备受重视。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它与章学诚《文史通义》、方东树《汉学商兑》相提并论，对其揭示汉学流弊、挽救学风的意义加以肯定。《九十年代日记》中多有元化先生读陈灃著作的记载。1997年6月19日日记载：“朱维铮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其中收有陈灃《东塾读书记》（外一种）。此编在校勘、标点、注释及索引方面都做得较为认真，足资参考。”6月23日至7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连日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并做了大量摘录。他的老师汪公严是朱一新弟子，朱一新《无邪答问》五卷中回答汪问占了整整一卷。元化先生认为：“清自乾嘉后，陈灃、朱一新等，曾着力阐述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倡导一种优良学风，但均为人所忽略。当时学术界偏重政治之改革，无暇顾及学术自身问题。康、梁、严复诸人，变法维新之书，世相争阅。陈灃、朱一新之论虽精，但风尚所偏，终为所掩。殊不知学风影响世风，从而会对政治发生相当大的作用。学术思想和政治并不是无关的。”（《孤往精神》）因此，元化先生希望我社尽快将陈灃著作整理出版。当我们得知广州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黄国声教授主编的《陈澧集》的整理工作因为出版无望而停顿时，社里便派我和编辑室同志赴广州与黄教授联系。中山大学的学者得知元化先生和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支持并资助《陈澧集》的出版，十分感动，重新启动了整理工作，并与我社签订了出版合同。《陈澧集》还得到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专项资助。在编辑出版期间，元化先生经常催问编辑出版进度。他迫切想早日读到陈灃的著作，曾希望我们能否影印出版。因为《陈澧集》收入包括陈澧主要学术成果在内的著作、别集三十余种，其中新辑《东塾集外文》六卷，辑自其读书笔记《东塾遗稿》的《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默记》等，均为首次刊行的整理稿，不适合影印出版。尽管我社加强了编校力量，加快了出版进度，这部精装六册、250万字的大书的编辑出版还是花了三年，于2008年7月出版，而元化先生已先两月去世，未能看到他萦系心头的这部书的问世，留给我们无尽的遗憾。 元化先生生前关心的最后一个特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是盛宣怀档案（“盛档”）。盛档被学界认为是研究我国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洋务运动史、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实业思想史、近代上海史十分珍贵的原始史料。早在十年前，元化先生就和胡绳、顾廷龙先生等人，不约而同发出整理、开发盛档的呼吁。元化先生说：“盛宣怀档案的存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涉及面之广，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对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可以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他吁请社会更多有识之士来关心、支持这件彰显中国文脉、有益后代的大事。在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的关心和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盛宣怀档案出版编纂委员会和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元化先生不顾年老体迈亲自出任这两个机构的主任，主持开发整理这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目前，这一项目正在进行之中，将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所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