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王元化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热爱与透彻的认识，这种热爱和认识在他的晚年表现得尤为充分，不仅表现在他撰写的著述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他主持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期间对古籍整理出版的关心和支持方面。一 王元化先生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出生在一个融合中西文化背景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曾在美国获教育学硕士；母亲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又对古典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家庭背景给元化先生以最初的熏陶。而童年在清华园的生活，更给他以难忘的印象。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的人品和著作，使元化先生越到晚年越产生了某种精神和人格上的亲近和感应。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重读陈寅恪集，服膺王国维、陈寅恪先生在学术上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中学时，元化先生曾从父执华中大学教授韦卓民先生学《大学》、《中庸》，又从之江大学教师任铭善先生学习《庄子》和《说文解字》。韦卓民先生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对德国古典哲学尤有精深的研究。后来，元化先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向韦先生请教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精神对于元化先生也有着深刻的影响。1946年，元化先生在北平任教时，向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父执汪鸾翔（公严）先生问学求教约两年。汪先生给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文赋》等，尤其是讲授《文心雕龙》使他终身受益。元化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一些观点最早就萌生于这时。 元化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还是始于他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胡风案件而遭受隔离审查时。60年代初，他审查五年后下放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柬释》，得到所长郭绍虞先生的鼓励。1962年，元化先生经韦卓民先生介绍，向熊十力先生请教佛学与儒学。这一时期，除了《文心雕龙》研究之外，他还研究先秦诸子和龚自珍思想，写有《韩非论稿》和《龚自珍思想笔谈》等，都有独特的见解。1979年，他的力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运用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文心雕龙》作了独特的研究，力图揭示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取得了许多创新的成果，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也奠定了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领军地位。之后，元化先生的研究领域更为恢廓，但他始终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多次进行修订改版。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出版了《读文心雕龙》一书，作为对《文心雕龙创作论》修订的最终版。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元化先生倡导的“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的范例。 二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陈其五同志为组长，王元化先生等为顾问。1985年，不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接任组长。这一职务，他担任的时间最长，直到去世。元化先生担任这个职务并不是挂名而已，而是细大不捐，切切实实地主持推动上海市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特别是在90年代之后。90年代是元化先生的反思时代。这一时期，他的思想真正进入了一个自由成熟的阶段，他也由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进而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这一时期，元化先生的工作重心转到著述和教学之中，他也特别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整个90年代，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了《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出版。这一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出版项目是由元化先生主持的，由华东师范大学《古文字诂林》编纂室承担编纂任务。这部汇集了一万多个字头、一千多万考释文字、皇皇十二册的巨著，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搜罗最齐备的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它将历代学者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荟萃于一编，填补了我国汉语文字学学科建设的一个空白。自1991年立项以来，经过百余名专家十四个寒暑的不懈努力，终于修成正果。这部书出版后，荣获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殊荣。令人感动的是，元化先生在书中没有列名。这部书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尽管我对元化先生为这部书付出的辛劳没有亲身感受，但从元化先生《九十年代日记》等的记载和师友言谈中，可以了解到他为这部书付出的努力，以及他的努力是这部书成功的重要原因。 90年代后期起，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把资助出版的古籍整理项目主要落实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项目社里安排由我负责，因此有机会与元化先生保持联系，多次聆听他关于传统文化与古籍整理的意见，得以细读他的大量著作，对他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努力有了亲身的感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