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必然意味着反智主义。战国后期的法家、道家都是反智论者，儒家孔子主张学习，但到了荀子，强调学习的只是儒家圣人的经典。汉武帝之后，统治者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伦理作为统治的因缘假饰，“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成为帝国政治的铁律，法家化的儒家终是反智主义者。反智主义政治背后更深地隐藏着国人思维中神秘的“灵知主义”。战国后期儒家、道家相互吸引互为补充，他们都相信神秘的灵知通见。此后日常生活中，拥有经典解释权的统治者以掌握真理自居，不断为永恒经典秘密添加灵知、并以此成为教化民众的导师。当社会名实背离分崩在即，统治者宣扬的道德价值面临彻底破产，灵知主义的神秘直觉就成了拯救社会、号召“革命”或重新凝聚社会的力量，灵知主义者宣称知道社会已经到了怎样一个阶段，拐点将在何时出现。神秘灵知是全然直觉的，拒斥所有的闻见之知，甚至不依靠任何符号，而可以直接深入事物内部，与事物融合为一。“道”就是道家、儒家共同相信的终极真理。 老子学说里“道”成为宇宙根本和最高认识真理。将空间和时间安置于一个文本之中，《恒先》中可以无中生有的“域”就是宇宙。老子生成万物的“一”，很可能就是“太一”，“太一”是战国星历数术认知的极星，太一围绕天轴的运行展开了宇宙广袤的空间和四时循环的时间，道家从宇宙生成论中抽象出了形上学。道家以母体生殖论生命诞生，强调生命的本初状态与宇宙景观的完全的自然和谐；所以要回归婴儿般的无知。儒家孟子则赋予了运行大、小宇宙之间的“气”以完全合乎天道的人伦道德的意义，强调心志对“气”的指导，使气运行身体内受到“义”的养育而至大至刚，成为充塞宇宙的浩然之气；所以被用来宣扬内圣外王。儒、道两家的共识是：宇宙间“道”的真理是完全无关乎闻见认知的实存，人仅仅只需要去悟“道”、体“道”。正是因为对符合宇宙自然法则的社会永恒秩序“道”的迷信，传统文化中的国人普遍地放弃了改变社会的有意义的行动和由对行动意义的认识产生的知识创新。虽然商周时期就有了理性监控社会的记注和文件档案制度，文本校勘的学术研究在西晋就促成了历史学独立于经学，但是，科学批判的历史学产生于近代西方，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之路走得十分艰难。 历史学的现代化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历史学家是所有学科的学者中最缺乏专业技能的人，但却是社会最本质的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致力于过去事实研究的行为满足了个人内在的非功利的求真情感；也为社会现实的公平正义提供了经验理性的意见。勇者并非无所畏惧，而是能够判断出比恐惧更重要的东西。当历史学家的视线被巨大的力量驱策聚焦至其深远指向最广大的文化的最细微最具体的过去事件，并作出自己的陈述时，他个人的内心在当下是在承担绵延于今实存文化的整个社会的责任道义。最后，略记本书写作缘起。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是在2005年春。好友宗教史家顾卫民教授建议我写一点关于中国史学的未来之类的文字。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就考虑了“国史研究的技艺”的题目，计划中是一本关于史学方法的10万字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童力军、黄晓峰两位编辑对此饶有兴趣。 在此前许多年时间里我的兴趣都在知识谱系的思考和研究方面（个人历史观的形成尤其受惠于福科的历史学、戴维森等人的语言分析哲学、贝格尔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所以希望能尽快完成“小书”，可以集中精力写一部关于“知识中国”的“大书”。但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思想很难用预设的两件工作分开。历史学没有形上学而只有方法论，所谓方法论，就如明清史家岸本美绪所说，“并不是什么在自身之外限制自己的框架，而是将个人思考历程以及思考方法的基础公诸于世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反复的修改和重写的过程。如果没有两位编辑的宽容和帮助，是不可能有现在这样一个文本的。本书的注是最后补作，非关中国史学的引用一般只标明作者而不另行加注。格拉夫顿说“注”像装甲之保护坦克一样保护学术作品，但我总以加注会影响作者遐思而游疑；特别感谢两位执著的编辑。 2008年12月10日于台北南港学人宿舍 2009年3月12日再稿于香港九龙狮子山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