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讨论历史学的性质和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表述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见解。全书主体部分分三章：第一章《历史的书写》回答了什么是历史学这一最基本问题，第二章《文本考据》讨论了文本考据的技术和方法，第三章《文化的理解》论述了理想形态中文化理解的概念。历史研究是为了解人在过去的社会行动而展开的研究，其基本单位是事件。事件由在现实生活中感知记忆并实录了事态变化或发生过程的历史记注者所定义；历史记注是关于事实的实时记录。事件由这样三项所共同决定：1.人的社会行动；2.记注者的实时记录；3.前两者共处的文化所赋予的真实的意义。事实的真，是由共享同一种语言的行动者和记注者的文化所赋予的。虽然往事已逝，但记注在文化中传递了意义。作者相信对历史事件的“真”的研究就是对它所存在的文化的理解。若某一语句为真，则必定存在某种与之相应的事实，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宣称某一语句表达了事实陈述，而不了解当该语句为真时的实际情况可能如何，那么，这一语句（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意义的。 历史研究者从文献文本中寻找、萃取出原始记注的事件，并将记注放到其所生成的文化的意义之网中予以深入的理解；探索事实真相，更是理解文化。由于语言意义的文化传递，这种理解成为可能。历史研究是科学批判的文本考据和阐释性的文化理解的交叠不断的反复深入。 在作者看来，人类历史并不是事件因果相连的线性联系，而是绵延的文化之网。历史学家安置串联各种事件、建立自己假设的形形色色的长时段历史，目的正是叙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整体的唯一的历史，也没有观察所有事件的上帝之眼，所以，历史撰述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历史研究者选择对象事件进行研究的心理和知识背景，而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历史研究的无数新成果则被不断出现的新的历史撰述吸收安置。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互为基础，不断增进人类的历史知识。作者反对一元整体论和神目观之下所谓的历史规律，相信历史撰述的意义在于对人类知识谱系的无限探索。 文本考据的技术和方法来自文化经典的释读校订。经典是一个文化传承的最根本的知识，其中包含被理解为指导这个文化的人的社会行动的恒久价值。随着经典阐释的历时丰富，根本是书面语文本替代了日常口语，文字文本不再流动而可以批判，学术从教育中独立出来；确定性的知识增长也有了可能。在郑玄注五经、经注合写于同一载体———纸张出现后不久，西晋初年，面对新出土编年记注（《竹书纪事》）的学术研究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形成。 考据技术涉及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是确定文本、二是释读文义。前者涉及校勘学、辑佚学、书籍学等学科，后者涉及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句读学等学科。确定文本是理解文意的基础，校勘的目的是确定文献文本。校勘是文本文字的比对求真，求真就是毋自欺，唯无自欺，亦无书欺。传统辑佚从各种古书引证中收集考辨编排某一亡佚古书，今天这门技术已有了突破书籍单位的条件。传统学术将单本书籍放置在学术的广大门类系统中进行理解并辨别其性质，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注重文本在学术史中的背景固然有利于文本的文化理解；但另一方面，文本意义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独立表达思想、可进行真值判断的命题，而并不是形式上的一本书或者是书的篇章。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用书或者章的形式单位作为判定历史事实真伪的标尺。训诂就是对文献语词含义的解释，其目标在于，确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地理区域文化中形成的文本，具体到该文本的上下文语境中，文献语词所确切表述的含义。训诂是释读文本文义的核心，以语词训故为核心，广涉文字、音韵以及组成语句的语法句读的深入研究，构成对于语言文本所传达信息的文化纵深理解的基础。汉字之所以也被用作考证古义、释读古书的依据，是因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系统，据义而构形，从字形上可探求词的本义，以本义推出引申义，再以语音为线索可以找到本字而辨明假借义。传统小学讲究形、音、义互求，本自汉字自身的特点，因此也可用以理解文本文意、解读文献。但传统小学家往往混淆“字”与“词”。实际上，由词义而句意，进而理解文本传达的思想，理解文意的起始处是词义而不是字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