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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亦仓皇南下，失去了袁家的荫庇，晚年的易顺鼎极其穷困潦倒。1920年8月易顺鼎病逝于北京，去世前友人奭良前往探视，曰：“非病也，才尽耳！无才，不如死。”（《易顺鼎年谱简编》，《琴志楼诗集》1582页）这触目惊心的遗言，将我们带回到问题的核心：“才”与“声色”一样都属于审美的领域，它们试图摆脱传统的道德和政治重负，建构起个人生活的意义世界，易顺鼎以其才气摹写伶人之“声色”，不过是为一己之悲欢留下见证而已：“全凭一部伶官传，陶写生平乐与哀”（《偶对樊山句》），于家国无涉，于功名节义无涉，甚至于文学也无涉。 对于易顺鼎的晚年诗作，论者评价大都不算高，钱仲联以为“鼎革后作，率多游戏”（《论近代诗四十家》），他作为近代中晚唐诗派大诗人的地位，主要还是靠他前期的诗作建立起来的，但是近代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尚无定论，我们也不好妄自评判。在他身后不久，坤班在北京的舞台上也渐渐消歇，那些被他歌咏过并捧为天人的女伶，终因“艺术不够”而沉寂下去（齐如山《北京皮簧史》，《齐如山文存》第14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但是梅兰芳却迅速成长为明星，从戏曲史上说，京剧旦角的地位从优伶上升至艺术明星，离不开民国初年易顺鼎、樊增祥、罗惇曧等文人学士的揄扬和鼓吹。然而颇有意味的是，与旦角冉冉上升形成对照的正是易顺鼎这类传统文人的衰落，1934年伦明就曾感慨道：“向时优与倡同贱，今则尊敬过师儒矣。”（《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2页） 另外一个可供参照的人物是吴虞。这位民国初年的成都文人，一度也沉溺于品戏咏伶的声色之娱中，同样对传统道德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跃成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参见周鼎《“世界亦舞台”：民初成都的戏剧与文人》，收入姜进、李德英编《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08年）。相比之下，易顺鼎的道德观更多地呈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中，很少形诸文字，他似乎固守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中，对一切公共话题都毫不措意。幸或不幸，我们无从分说，或许聊可告慰的是，他活过了一段有声有色的人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