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9年（宣统元年）新年正月初五，易顺鼎从武昌出发前往北京奉旨谢恩，就在大年三十那一天，他被朝廷授予简放云南临安开广道。回想起两年前在广西右江道上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弹劾罢官，并且落个“名士画饼”的讥评，此时心情如拨云见日，不禁喜从中来：“难得除官在除夕，况逢元日是元年。冰霜阅尽甘居后，雨露沾来却占先。”（《戊申除日蒙恩简放临安开广道己酉元日恭赋》）朝廷的信任让他发出“男儿头上有青天”的感慨。上任后不久，他又调任广东钦廉道，署广肇罗道，颇思有所作为。不料还不到三年时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1911年11月8日，广东宣布独立，和许多公卿臣僚一样，易顺鼎选择走避上海，过起了遗老生活。隐居沪上的易顺鼎终日与其他遗老流连诗酒，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打算这么一直“遗”下去。“即今东海久生桑，何处西山堪采薇”（《雪后徐园探梅作》），“余生久誓首丘思，岂忆栖乌未有枝”（《清明感赋》），这些诗句在表白遗民心事的同时，也透露出某种彷徨和“择木而栖”的冲动。1912年夏天易顺鼎去了一趟北京，也许是要打探一下新政府的情形，结果发现“秋梦已双非昨夜，人才无一不前朝”（《由京还沪天琴邀访散原贳酒听歌因和天琴韵》）。事实上，前清旧臣中以遗民自放的固然不在少数，但出仕新政府的却也大有人在。辛亥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王朝易代，乃是以共和取代君主的国体变革，并不存在“事二姓”的问题，而且民国优待清室，上至清帝下至王公均安然无恙，也没有历来易姓之际的诛夷之惨，这让清“遗民”的身份显得有些尴尬，同时也给那些出仕民国的旧臣提供了某种心安理得的政治依据，正如汪凤瀛后来在《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中所说的：“今日在朝诸彦，罔非清室遗臣，正以国为民国，出而为国服务，初无更事二姓之嫌，屈节称臣之病，故一经劝驾，相率来归耳。”（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眼见前朝旧臣荟萃都下，易顺鼎终于也坐不住了，他于1913年正月正式移居北京。“遗”固然是对前朝的一种道义上的承担，奈何“西山蕨薇难充食”（《秋日诣天琴适留垞先至既而补松散原亦至天琴邀饮酒楼召素云说京华旧事因作长歌一首留垞先和余继和之》），实实在在的生计压力是易顺鼎决定入都的主要动因。徐一士《一士类稿·谈陈夔龙》中云：“民国成立以后，胜清旧臣，愿比殷顽，以遗老自待者，穷乏憔悴者不少”（《近代稗海》第2辑第17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像陈夔龙这样的封疆大吏或郑孝胥这样仅靠润笔即衣食无忧的并不多，而易顺鼎显然属于“穷乏憔悴者”。李法章说他在沪“贫乏不能自存，乃北走京师乞权要”（《梁溪旅稿》二编卷上，《琴志楼诗集》1444页），应非虚语。 现实生计固然是一种刚性压力，但用来为出处进退这样的重大选择作辩解，显然是不够的。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士人必须有一套超越性的价值系统作为自己行事的依据，而在或仕或隐的大节上就更是如此，前述有关国体变革的政治话语即属于此类价值系统。近代以来，伴随着传统之“道”的分崩离析，新价值系统的出现和价值系统的多元化成为趋势，但不管若何新若何多元，其内在的超越性却是共同特征，否则“士”或知识分子便失去其存在的基础。易顺鼎对政治话语并无兴趣，他为自己选择的价值系统极为特别。事实上，在赴京前一年，他就写下《告剪发诗》布告天下，为自己后来的选择预留伏笔。诗中先是描写晚清种种腐败乱相：“西园卖鬻竞煊赫，东楼贿赂尤昭彰。礼义廉耻丧四维，君父夫妇废三纲，……土崩瓦解固其所，冠裂冕毁知非常”，从道德上取消了自己对清廷的认同，同时他对革命党人也毫不留情：“所称志士尤可笑，改制易服悬徽章。其状非驴而非马，其人如羊而如狼”，无论是清廷之达官贵人，还是民军之党魁志士，均属虚伪奸诈利欲熏心之辈，“争夸革命比汤武，争夸揖让高虞唐。牺牲亿兆人性命，为汝数辈供醯浆。……此世界是何世界，狗彘盗贼兼优倡”。对外部世界的全盘道德否定，最终指向的是道德标准本身的虚伪与无谓：“昔非尧舜薄周孔，今侣禽兽依犬羊”，于是“剪发”这一极富象征性和政治性的举动完全成为个人之事，不剪发是“本为个人惜”，“五十余年我身物，如妻如友无参商”，然而又恐他人“疑我忠一姓”，为避免瓜李之嫌，“今朝决计便剪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