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频繁游弋于我国西北地区，无数珍贵历史文献和文物被明火执仗或悄无声息的、官方的或民间的各国地理、生物、历史、文化（最终归结为政治和军事目的）的“考察团”捆载而去。很难统计共有多少外国人来中国西部“淘宝”，更难以计量他们运走了多少件中国古代历史珍宝。俄国借助地理之便，是最早和最多进入中国西域探险的国家。从后来的眼光看，俄国人无论是在新疆、敦煌还是黑水城，每次重大收获以后，他们都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伟大发现，甚至召开国际东方学大会、建立国际机构、鼓动各国之间的掠夺竞赛，来策划更大规模的探险活动。但是，这一切，在动乱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当1908年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他敦煌收获的时候，中国没有“亡羊补牢”，而相继由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在1908年到1909年间掠取了黑水城的大量珍宝，由奥登堡探险队在1909年到1910年掠取了新疆文物，在1914年掠取了敦煌的大量文献写卷和艺术品。 苏联收藏的敦煌、黑水城和新疆文献、文物，对于国际东方学界并不是严格保密。为了炫耀他们的伟大发现，欧洲人远比中国人较早地了解了详细情况；而对于中国人来说，1958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访问，可以说是首次全面了解，但是由于郑不久后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不仅使得此事失去了最好的回归机会，也从此湮没无闻。 郑振铎访问期间，连续三天翻阅了苏联的三大中国宝藏。最终仅仅是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由苏联政府归还给了北京图书馆，而国内对于这三大宝藏似乎少有人了解。郑在前往布达佩斯之前，分别给徐森玉和何其芳写信，报告这些令人兴奋的发现。1987年，这两封信件收入郑的好友刘哲民整理影印线装出版的《郑振铎先生书信集》。 到80年代，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敦煌学迅猛发展，原始资料的匮乏成为主要矛盾，于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大规模、集成性出版项目就应运而生。这是在暂时不能做到实物回归之前，以出版形式化身百千的另一种让人兴奋中带有苦涩的回归。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先开始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合作，编纂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并以此为起点，编纂了以俄藏、法藏等资料为骨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为何出版敦煌西域文献文物图书？ 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正如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在丛书《策画弁言》之略云：“敦煌学尽管目前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可它的诞生和发展却是曲折和缓慢的。……最理想的办法是创造条件使有志于此的学者都能阅读原始文献。不过这在目前的客观物质和主观认识条件下，大概都无法实现。于是，退而求其次，商得各收藏家（单位或个人）的赞同、协助，采取现代影印办法，辑集汇刊，使孤本文献化身千百，让敦煌学家身处书室，即能纵览敦煌吐鲁番文献全貌，即省却奔波旅行之苦，又免却四方求阅之烦，以其宝贵而有限的学术时间，悉心于阅读、分析、推论、判断，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结果就是从根本上推进了敦煌学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辑集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 应当说，在上海古籍社之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吐鲁番学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成功合作；在我们之后，又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的合作，有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以及浙江省图书馆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形成了《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出版的局面，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专业资料匮乏的局面，结束了由于不能看到高质量照片而产生的误解和争辩，使得研究者能够在更加广泛更加重要的领域中获得更大的突破。 “出版回归”路漫漫 以当时的“苏联藏敦煌文献”为核心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项目启动，其序幕就充满了戏剧性。上海古籍社社长魏同贤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为了列宁格勒藏《石头记》开始了接洽商谈；《石头记》项目发生了变化，却意外收获了敦煌项目。面对如此规模、投资和学术、技术的多重困难，全社组织了编辑、财务、出版技术、销售等专题论证，总共达到200多人次；经过多次反复，尤其着眼于其重大的学术价值，最终确定了以苏联藏品为主体，积极开拓联络国内外其他藏家藏品，编纂一套完整的《集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