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历史人物编纂年谱，在基本文献上一般都比较重视对谱主本人著述的搜辑、整理以及运用。但即便是谱主著述，也会存在不少问题。文献的真伪、记载上的出入自不必说，即便材料真实可靠，也还应当考虑文本本身累积、变迁的复杂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在版本学领域其实很常见，但在作家生平研究及其他领域却很少得到关注。很多研究者在利用文献时，吸引他的都是当前的文本内容，却很少参考文献的实物形态，更不会意识到他手中的文献也许仅仅呈现了此书完整面貌的某一个阶段而已。就中国传统古籍文献而言，每一部著作从编纂、刊刻、印刷再到传播，都会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期间，作者或此书的出版者，又会出于各种目的对原书进行不同程度的修订。有时主要针对内容，有时则针对书籍实物。当涉及大面积的文本改订时，还会以抽换板片甚至全部重刻的方式加以实现。如果能将一部著述的成书过程放大、拉长，甚至完整地呈现其中全部细节，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文本内容还是实物形式，该书的面貌都在一直发生着变化。 在为清中叶著名文人袁枚重新编纂年谱的过程中，笔者就逐渐意识到上述问题对研究人物生平、思想的重要影响。这是此前三部旧谱都不曾关注过的。当然，研究得以顺利推进，首先得益于袁枚及其著述本身的典型性。一方面，袁枚一生著述甚富，又兼声望过人，故其作品在出版后流传既多且广；另一方面，袁枚本人一直在有意识地对其著述进行内容上的修订，主观上造成文本内容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再加上著述在成书过程中即以随编随刊、随刊随售的方式传播，期间又被坊间翻刻售卖，因此最终形成的版本面貌尤显复杂。 袁枚著述中的文本变化，主要以两种方式实现。首先，袁枚曾利用晚年重新编纂、刊行《小仓山房诗文全集》的机会，将早年诗文作品进行大幅度的删削、润色；同时，对较早刊行因而真实保留了早年诗文原貌的《双柳轩诗文集》，则以毁坏书板的方式令其销声匿迹。这是以重刻的方式实现较大规模的文本修订；而对局部的文本修订，则以剜改、抽换个别板片的方式进行。后者产生的文本变化不易令人察觉，却更具普遍性。例如《小仓山房诗集》卷18《代琴书答》一诗末句，就曾出现四种版本，即从“神爵三年买奴券，袖中擎出泪如丝”改为“僮约思量父某某，低头莫怪出门迟”，继而又改回前者，最后则定稿为“交代儿家诸火伴，婆娑莫怪出门迟”。而据笔者的目验加考订，这些修订都是袁枚本人在《诗集》增订的过程中以剜改旧版的方式实现的。 无论上述哪种方式，都令袁枚的著述在修订前后呈现出文本差异，且其中很多是作者袁枚有意为之。这一点在比对《双柳轩诗文集》与《小仓山房诗文全集》时，表现得异常鲜明。对比二集共同收录的作品，《全集》本不仅在艺术技法上更加圆熟，还不动声色地抹去了很多袁枚早年面对仕途宦涯、出处抉择时略显青涩迷茫的心路痕迹。而今人对袁枚早年经历、思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全集》本留下的早期诗文展开的。袁枚以文本修订的方式，成功干扰了后人对他的研究。 而通过追溯那些看似细微的局部文本的修订过程，亦能帮助我们更敏锐地把握袁枚在艺术创作上的用心之处。如前引《代琴书答》一诗，就让我们从实物例证中清楚地体会到袁枚在诗歌创作上的苦心。今人在解释袁枚“性灵”诗论时，常常过于强调其灵巧、随性的一面，却忽略其精心结撰的一面。就这个例子看，显然有失偏颇。此外，个别文本修订因其内容关键，有时还有助于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例如《随园诗话》中那段著名的“中有所谓文（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的涉红史料，因不同版本间存在文本异同，一直令胡适以至今日的研究者困惑不解。而经笔者考订，发现这正是袁枚本人以剜板方式修订《随园诗话》所造成的。而清代文学史上“性灵”、“格调”相争的重要公案，很可能也与文本修订有密切关联，只不过这次修订系由沈德潜主持而已。 在袁枚这一个案例中，文本被修订得越“完美”，往往意味着作者早年的痕迹越淡、晚年的修饰越重。因此，如仅以内容上的完整与否作为文献择取的标准，实际上恰恰落入了袁枚苦心经营的“陷阱”，即其著述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成熟与完美，由此呈现的才子形象，也就更加无懈可击。如果说这部论著还有一些可取之处，恐怕就在于尝试突破袁枚晚年对文字的重重经营，并力求还原一个更真实的袁枚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