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很多方面，《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可以说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著《古史异观》的续集。像《古史异观》一样，这部文集也收载了二十余篇文章，涉及的年代远至商、周，下逮秦、汉；讨论的内容亦包括出土文献的甲骨、金文和简帛写本与传世经典的《周易》、《诗经》和《竹书纪年》等。其实，我的学术兴趣多年来始终没有改变：能够利用出土文献来解决传世文献上的某一老问题，或者利用传世文献来解读出土文献所提出的新问题总是使我感到最为满意。无论是本集中的“兴与象”、“试论乡字在何组卜辞里一种特殊用法”、“简论‘阅读习惯’：以上博《周易·汬》卦为例”到“三论《竹书纪年》的错简证据”和“四论《竹书纪年》的错简证据”等文章，无一不是得益于这种研究方法的。与《古史异观》最明显的不同点是，那部文集收集的是我从事汉学研究前二十多年的学术成果，而本集只是收录了最近五六年成稿的论文。这当然不表明近年来自己的学术研究速度倍增。反之，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因家务繁重及学校的行政职责），我现在完全没有过去那样纯粹做研究的工夫，更遑论近来身体、精神远非昔日可比。要反省何以这几年用中文撰写的学术论文数量反而增加了，我想可以归结于以下两个因素，一个是较为实在的，另一个可以说是“有意为之”。先来谈谈实在的原因。在《古史异观》自序里，我已经介绍了自己从事汉学研究的经历，我自1978年进入大学的研究所，1980年第一次和中国学者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也是1980年开始用中文撰写学术论文。次年虽然有机会去中国参加一次研讨会（即1981年在山西省太原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但当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刚刚开始，外国学者想得到国内的邀请函，颇为不易。我们每次去中国参加会议都会遇到某种困难。国内召开会议的主办单位所要面对的问题及困难便更可想而知。我还记得时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组召集人的赵诚先生告诉我，为了能让我们这批外国学者参加太原的古文字研究会，他四处奔走，和几个不同级别的外办开了多次会才获得批准。不仅如此，当时“文革”之后的中国出版界一片凋零，百废待兴，学术刊物寥寥无几，而且刊物的主编者对海外学者都不甚了解，不太愿意把宝贵的篇幅提供给他们（当然也毋庸讳言，有些人也害怕国家政策一旦有变，自己则又将首当其冲成为“批斗”的对象）。此外，我那时是个刚刚踏入学界的年轻学者，囊中羞涩，不是每年都能买得起机票访问中国的。总之，当时自己用中文写的文章也就不算太多。 现在，中国国内学术研究状况大有改观。所到之处“国际化”的劝诫之声不绝于耳，连中国古代文化史界也无法置身于这股大潮流之外。教育单位常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倘要得到教育部的经济支持，则一定要有外国代表参加活动。以我本人为例，几乎每个月都受到至少一个邀请，即使很愿意参加，但实在没有办法都接受。我之所以仍尽可能地参加这些学术活动，并非对上海、北京的中国佳肴情有独钟，而是因为这十几年来中国古代文化史界变得非常活跃，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考古发现，不但每年都有一批年轻学者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学术研究水平也越来越高。要真正地了解这一学术界的最新动向，没有比和国内同行、同事多接触更好的方法了。所以自己但凡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即便得忍受飞行十数小时的痛苦，仍是欣然飞往中国参加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会议。每一次参加会议自然都要提交论文。几年下来，集腋成裘，不知不觉地以中文撰写的文章就多了许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