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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看纪日是用数字还是用干支。中国古代的史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干支纪日，宋代也不例外。即今所知纪录宋代史料的主要史书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太宗皇帝实录》、《东都事略》、《两朝编年纲目》、《宋史全文》等等无不如此。用数字纪日的则只有《靖康要录》、《南宋馆阁录》等寥寥数种。《宋会要》继承了《唐会要》的体例，也是用数字纪日，这一点从《宋会要辑稿》和《宋会要辑稿补编》可以清楚地看到。 也许有人会举出反证说，《玉海》引《宋会要》也有用干支纪日的。的确如此。根据我们的统计，《玉海》共引用《宋会要》一百五十七处。其中用数字纪日者三十八处，用数字加干支纪日者十处，纯用干支纪日者十一处，无日份者九十八处。就是说，共有二十一处用干支纪日。但经查证，都有其原因。试以纯用干支的十一处来进行分析，除二处为今《辑稿》及《补编》所无、无从核对之外，其中四处，今《辑稿》中之同条只有月而无日，显然其干支为《玉海》所添。例如《玉海》卷八引《会要》：“景德二年八月丙戌，诏（刘）承珪所定权衡法附《编敕》而不颁下。”《辑稿》食货四一之三〇、食货六九之四皆有此条，并无“丙戌”二字。另外五处，今《辑稿》之同条乃是用数字纪日，显然是《玉海》引用时改数字为干支。例如《玉海》卷二八：“（天禧）五年二月戊戌，（天章）阁成。”注引《会要》：“二月毕功，癸酉上梁，临幸。”《辑稿》此条作“（二月）二十八日”，《玉海》改“二十八日”为“癸酉”。这就说明，《玉海》中引《会要》有用干支纪日者，乃是王应麟所添所改，并非《会要》原本如此。《玉海》引《唐会要》，也有类似例子。 不可否认，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宋会要》确有参用干支纪日者，例如《辑稿》运历二“节候”门记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历年之节候，孝、光二朝都仍以数字纪日，独宁宗朝则改以数字加干支。如云“绍熙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甲寅，其日秋分”之类。瑞异二之一九记宁宗朝雷震之异，其纪日亦如是。盖太史所记如此，《宁宗会要》照录档案，李心传抄录《宁宗会要》，亦保留原文，未加统一。此属特例，并不能否定《宋会要》以数字纪日之体例。 而这一特点就成了鉴别是不是《宋会要》文的一个最重要也最明显的标志，凡遇用干支纪日者，即可初步判断这些条文可疑，再根据其他方面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此类条文是否《大典》抄自他书或增添干支。 《辑稿》中凡以干支纪日之条文都应作如是观。我们使用这条标准去核对了《辑稿》中所有以干支纪日之条文，结果除极少数条文之外，都找到了其抄录的来源。 二是看记事的体裁与风格。《宋会要》之一般记事系按时间顺序逐条叙事，大体太祖至英宗多只记至年、月而无日份，神宗以后则除了极少数条文，均记至日份。又，除各门之序文而外，一般不采用综合叙述与论说。掌握了这一体裁，就可以鉴别出许多非《会要》之文。例如舆服四之九“大中祥符二年”句至舆服四之一〇“淳熙二年”条一千五百余字夹杂于《宋会要》条文之中，其记事只记年份而无月日，这就与《会要》之体例完全不同，经查，实抄自《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文献通考》之叙事也同于《宋史》，只记年、月，极少记日，《辑稿》中所抄《通考》，也可以此甄别。 三是看所记之时代与地域。《永乐大典》所录《宋会要》，其记事起太祖建隆，止宁宗嘉定，《辑稿》中有所记之事在宋以前者，更有记理宗以下三朝事约四十条，甚至有记元朝人与事者，除因涉及宁宗而事在理宗朝的个别条文外，皆非《宋会要》之文。又有所记地域不在宋朝版图之内者，亦非《宋会要》之文。此类条文，绝大多数都能找到其所抄的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