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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本《宋会要辑稿考校》甫问世，即有学术界朋友问：此书号称极难整理，你们是怎么做的？这里就说说校勘中的一些问题。 除了一般文字的校勘，我们特别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即：年月日之纠正，非《会要》文之鉴别，错简之移正，行款之改正。 第一，年月日之纠正 历史数据最重要的是必须准确，而其中的第一要素就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时间错了，史料的准确性就失去了前提。《宋会要辑稿》在辑录、转抄的过程中，年月日的错乱极其严重，因而我们将纠正年月日的错误作为校勘的重点之一，尽可能逐条核对斟酌，错者改之。约计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错误（含连带的错误）二千八百余条（处）。 此类年月日之误，究其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及徐松手下书吏抄写之误。这类字误有时只牵涉一条，有时则可能连累以下多条。例如食货六一之一二四淳熙“二年三月四日”条，“二”讹为“七”，于是以下七条都由淳熙二年误成了淳熙七年。但此类单纯为书吏抄写之误者，其年代次序未乱。又有因书吏之字误而被《大典》编者移至他处以致错乱者。如职官一七之三三有绍圣事六条，因“绍圣”讹作“绍兴”，《大典》遂编入绍兴间。 二是《大典》在将《会要》条文纳入《大典》各字韵的过程中由于年号或年月脱漏而误编。从《辑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典》编者如果是将《宋会要》整门、整块地辑录，则年代的错误很少。但因《大典》是按字韵编，《会要》是按事类编，二者的门目不完全一致，因而《大典》编者往往将《会要》某门中的某一或某些条文剪下插入《大典》另一门；或将《会要》之文打散，剪下来重编；或对《会要》之条文有所删节。在此类情况下就很容易出错。因为《宋会要》之记时系按照通行体例，假设首条为“熙宁三年四月七日”，下条若也为熙宁，则省去“熙宁”二字；若下条也为熙宁三年，则省去“熙宁三年”四字；若下条也为熙宁三年四月，则更省去“熙宁三年四月”六字。而《大典》编者令书吏剪下此类条文之后，忘了将剪下的条文补上原有的年号、年份、月份；当编者将此种条文插入他处时，因为不知年号与年月，又没有经过考证，便想当然地胡乱插入某处；而前面的条文并不是熙宁、或不是熙宁三年、或不是熙宁三年四月，那么这些插入的条文的年月日便错了，而后面的条文也很可能跟着错了。 在《辑稿》中此类例子极多，兹举数例：《辑稿》职官六四之三七柳植降官条，据《长编》卷一四八，乃庆历四年三月事，而《大典》误编入景祐四年三月。这显然是此条剪下时脱去了“庆历”年号，编者误以为景祐。 与此类似，《大典》编者有时对《宋会要》之条文有所删节，或将其中一些条文移至他处，删后、移后所存之文，其年号、年月承接上文，而编者未即补上，也会造成年月之脱误。如食货六二“诸州仓库”门，其淳熙以前之部分乃删节食货五四同一门之文而成。其中食货六二之五六“仁宗天圣二年九月”条后删去三条，其末条为天圣七年七月，下一条为“九月”，即天圣七年九月；而编者未在“九月”前补上“七年”二字，以致承前成了天圣二年九月，年份大错。 三是因行款之误而致年月错乱。主要是分条之误。由此而造成的年月混乱在《辑稿》中很多，我们在下文还要专门讨论，这里不赘述。 四是因错简而致年月错乱。例如职官六四之四八至五〇共四百余字错简，造成其中三条本为庆历四年，而误为庆历五年；食货四一之三至四一之九约二千七百余字错简，造成乾道之二十一条误为淳熙。 五是因整理者删去年号、年份而造成错乱。广雅书局与嘉业堂整理者在将徐松原稿打乱按年代顺序重编时，因其前已有某年号或年份，遂将原稿后面条文相同之年号或年份删去，因而造成年代错乱。如刑法二之一五三“（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条，原稿本有“二十六年”四字，被整理者圈除，以致不但此条承前误为二十五年，以下十条本为二十六年事，亦连带全误为二十五年。 《辑稿》一书中的年月错误，情况非常复杂。本书除了改正所见到的错误而外，也尽可能在校记中分析其致误的原因。 第二，非《会要》文之鉴别 在《辑稿》中有很多非《宋会要》之文，其中除少数《大典》已标出书名，为徐松手下书吏误抄外，其余大多数标为《宋会要》而实非《宋会要》或疑非《宋会要》之文，或者未标明出自何书而亦非《宋会要》之文。此类文字据我们现在已经考知者约有六百余处，主要是抄自《玉海》、《宋史》、《文献通考》、《群书考索》、《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尤以《玉海》最多。有的是整门（目）都不是出自《会要》，如礼一七之四“时飨”门二万余字都是抄自《文献通考》，舆服六之一四“鼎”目十一条乃是抄自《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仪制一〇之一〇“勋臣封赠”门二十人的小传全是节录《宋史》列传；但更多的、也更难辨别的是在《宋会要》的条文中夹杂他书之文。 我们此次校点，花了很多精力用在鉴别此类非《会要》之文上面。鉴别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