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是看抄录他书之其他痕迹。用以上三条鉴别标准，有时还不能断定抄自他书，还须寻找其抄书的其他疑点。如：某条之文字全同于某书，而又不可能是该书抄袭《宋会要》；某条之文字同于某书，而反与本书他处所录《会要》记载同一事之条文不同；不但一般文字同于某书，误字误文也照抄某书；不但照抄某书记事之文，而且照抄该书著者之注文（如《长编》李焘注、《玉海》王应麟注之类）或该书著者之评论；不止一条同于某书，而是多条之文字与次序皆同于某书；误读某书，因而抄录不当；节抄某书，而又节略不当，文义不明，或致错误；文字同于某书，而与前后之条文重复，或插入不当，次序不合；等等。如有以上种种疑点，则更有助于判断此类条文非《会要》之文，而是抄自他书。此类疑点在《辑稿》中都有对应的例证，这里只举一例：礼一九之一八至二〇“黄帝坛”、“先农坛”、“先蚕坛”、“四望坛”四目之文，《辑稿》皆标《宋会要》，但其实是抄自《玉海》卷一〇一，而非《会要》之文。其一，其文除一二误字外，全同于《玉海》，甚至错误之字亦同。其二，文中之记日，或用干支，或用数字，与《会要》之纪日纯用数字不同。其三，此四目所记之事，大部分在今《辑稿》与《补编》中尚有记述同一事之条文，而其文字与此处之文字大异。如“先农坛”之前三段以数字纪日者，《补编》中也有，但文字远为详备，盖《玉海》节录《会要》；其后二段以干支纪日者，《补编》均以数字纪日，文字亦不同，则是《玉海》抄自他书。“四望坛”一段，本书礼二一之一“四镇”门亦辑录有《宋会要》记载同一事之文，虽有脱漏，但所存大段文字与此处不同。凡此皆可证明，此四坛之文乃抄自《玉海》，而误题为《宋会要》。 第三，错简之移正 在中国现存的古籍中，恐怕没有一部书的错简像《宋会要辑稿》那样严重。迄今我们发现并移正的已有五十九处，少者十余字，多者三千余字，总字数达三万余字。 究其错简之原因，有无心之错简，也有人为之错简。细言之： 一是《大典》所据底本之误。如食货六五之八七与食货六六之八〇两处复文之错简情况完全相同，这应当是其底本已如此，而不是《大典》所造成。但仅见此一例。 二是《大典》编者之误。如崇儒三之二二“八年赴学事司类试”以下约一千五百余字本是崇儒三之二〇政和五年“八月二十日”条之一部分，盖《大典》编者见有“八年”字，误以为以下为政和八年事，遂将此块割移于崇儒三之二一政和“八年十月七日”条后，造成人为错简。 三是《大典》或辑稿抄者之误。如今存《永乐大典》卷二六〇七“御史台”门引《中兴会要》、《续国朝会要》“御史台”之文后，别有“三京留司御史台”一子目，其下录《国朝会要》一段、《续国朝会要》一段及其他文字。辑稿误将《国朝会要》一段与其上“御史台”文连抄，而将《续国朝会要》及以下之文另页抄录。此为不明上下文之分合而误。但更多的则是因书叶或纸条次序错乱而误抄，这也是错简之中数量最多者，此不具举。 四是后来整理者之误。如蕃夷五之六八至蕃夷五之一〇四“南蛮”门，此门之文原在《大典》卷四二二九、四二三〇、四二三一“蛮”字韵“南蛮传”目，《大典》之编序本不误，而嘉业堂整理者误将卷四二三一之文（其中《宋会要》所载为宁宗嘉定事）置于前，卷四二二九、四二三〇之文（其中《宋会要》所载为太祖开宝至宁宗嘉泰事）反在后，今嘉业堂誊清本即如此。其后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亦沿袭其误。 五是剪贴之误。整理者将某一片原稿剪下，本欲插于某处，但后来被打乱，或签条脱落，影印者遂胡乱置于另一处，如职官六之六四是。也有原稿某门之末叶余少量文字，整理者误将其贴于另一处，如乐八之八是。六是装订之误。北平图书馆影印熬装订时前后两页互倒，如食货四之二三与二四、食货六六之三四与三五即是。 第四，行款之改正 此书中行款之错误比比皆是，有《大典》本身之误，有徐松手下抄书者之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条之不当，正文注文之互混，标题之混乱。关于后者，这里不再细说，只说前两者，因为其影响最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