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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果、大判断相得益彰。做研究要有大判断，也要有小结果。入乎其内，把一个个具体问题探究清楚了，才有小结果；出乎其外，站在一定的理论据点上，才有大判断。《前后七子研究》做到了二者兼顾。比如“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复古派的口号，其实它的意思很笼统，到底复古派对前代的诗歌史是什么态度呢？郑先生具体剖析了前七子对《诗经》以降的诗史的不同态度，从而厘清他们诗歌复古的理路指向。同样，“文必秦汉”背后也有深层的义旨，即未乖违“事实”，不失为“有物之言”。这就对复古派的理论口号作了深一层的探析。到了后七子，已经不是向谁学习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学”与“悟”、“法”与“意”的矛盾，书中列了《复古的径路与境界》专节，对此作探讨。复古派提出的这些问题，或隐或显地贯穿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史，但在后七子那里其矛盾性显得格外突出，将它们一一剖析明白，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研究复古派首先碰到的一个范畴就是“格调”。如果要抽象地从理论到理论，格调是永远说不清楚的。所以治文学批评史的前辈强调把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结合起来，研究理论要结合具体作家作品。郑先生解释“格调”，可谓四两拨千斤，举了谢榛《诗家直说》中记载他如何改写戴叔伦诗的例子，读者如果把原诗与改诗对读一过，则所谓盛唐、晚唐格调之异，不待多言而自明。做理论研究，最怕的是凭空虚谈，玄而又玄。此书则将理论与材料相结合，以文献说话，列举了大量例子对抽象的观念作出细致的辨析。如论文学创作部分，从大时代背景、政治生活、个人性格，分析到诗文意象和用词习惯，把一个个问题做得实，做得透，在小结果上决不放松。 书中的大判断，则不乏高致。如李梦阳提出的“真诗乃在民间”这一命题。三十年前章培恒先生曾撰文提出它与晚明文学思潮的联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一些论者提出不同的看法。郑利华先生则指出李梦阳对“风”的重视，认为“真诗”是“风”传统精神的一种延续，“相对地淡化了传统意义上的雅俗之别，多少含有一种有悖于世俗的反逆性和挑战性”，这是审慎而有据的判断。又如作者提出：“李、何诸子倡导的文学复古，更主要是其归向文学本位，在崇尚古典中实现了由重诗文经世实用性引向对它们本体艺术关怀一种文学价值观念上的转迁。”这是全书的立论基点，也是全书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统观全书，探究的中心就是在李何诸子对诗文的本体艺术的关怀，对文学本位的归向，文学思想是如此，文学创作也体现出这一特征。这个结论的提出，将会激发学界对明代复古文学思潮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正如作者所言，对前后七子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全方位考察这两大文学流派崛起、发展的过程及其所倡导的诗文复古活动的特征与内涵，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系统地认知整个明代文学史和明代文学批评史，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纵深开展。这就是《前后七子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古人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读了《前后七子研究》，我越发觉得，明代文学复古派这个学术新热点，虽然成果已很丰富，但更进一步地加以深邃绵密的探讨商量，就能产生出新的知识、新的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