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恽敬（1757 —1817），字子居，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是清代嘉庆年间有名的古文家，与张惠言同被后人视为“阳湖文派”的开创者。论科举与仕宦，恽敬并不显达。他乾隆四十八年（1783）中式举人，五十五年起选任知县，历任浙江富阳、江山，江西新喻、瑞金诸县，晚年以细故免官，归乡病故。清代文士而有吏才者，前有袁枚，后有恽敬，都是才气横溢之士。恽氏为官，以廉以敏，乃张乃弛，断狱直、执法公，兴学而育才，颇能使吏民敬服。但他的为人便不免因才气骏发而傲岸自喜，而负气不挠，得罪于上官、招忌于同僚都是自然的。所以二十多年只在县令位置上迁转，浮沉下僚，抱负一世，终不能得志。丢官后，母郑夫人笑称：“汝好直，不能为非理屈，得祸当不止此。今以微罪行，幸矣！”真是卓识。有这样的母亲，恽敬的成名看来理所宜然。仕宦不显，同样也并不长于主流的汉学，因此恽敬在当时与后世不小的名声，基本是由其古文奠定的。体仁阁大学士戴衢亨生前曾两度以身后文嘱托。以地位言，二人有云泥之别，而戴氏却眷眷相托，这最能说明恽敬在当时的文名。后来恽氏果然不负所托，完成《戴公神道碑铭》，且被李慈铭誉为“近世之奇作”。 恽敬古文，宗派与桐城文家在离合之间。以离而言，恽氏一向眼高于顶，自谓能集百家之长，又以为文笔直承史汉马班。他自序文集时说“六艺要其中，百家明其际会。六艺举其大，百家尽其条流。……修六艺之文，观九家之言，可以通万方之略”。又说“敬自能执笔之后，求之于马郑而去其执，求之与程朱而去其偏，求之于屈宋而去其浮，求之于马班而去其肆，求之于教乘而去其罔，求之于菌芝步引而去其诬，求之与大人先生而去其饰，求之于农圃市井而去其陋。求之于恢奇吊诡之技力而去其诈悍”。 气魄极大、自信力极强的人，目中无余子才是正常的吧。所以他点评本朝古文，以为：“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灵皋为最，下笔疏朴而有力，惟叙事非所长。再传为刘海峰，变而为清宕，然识卑且边幅未化。三传而为姚姬传，变而为渊雅，其格在海峰之上焉，较之灵皋则逊矣。其余诸子，得固有之，不胜其失也；是固有之，不胜其非也。”又曾说方苞“袍袖气重”。仅仅观其言的话，应该认为恽敬古文不受桐城笼罩。所以自从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单列“阳湖派古文家”之后，世人多以阳湖别是一派。 不过所谓宗派，既可以是各开一派，了不相关，也可以如禅宗“一花开五叶”，同源而异流。如果考究恽敬古文创作的实际，恐怕就很难轻易否认他与桐城派之间的联系了。张惠言与恽敬都坦言，他们古文的接引人是刘大櫆弟子王灼，所以对古文义法与源流的体认，张、恽二人与桐城文家若合符节处多。桐城古文以义法为根本，而所谓义法，又以《春秋》及《左传》的义例为本。恽敬在《三国志书后》中“《春秋》之义，微而显，志而晦，《史记》盖得其意几十之六七，《汉书》得四五，《三国志》得一二，自《晋书》以下戛戛乎几无有焉”云云，就是露出本来出处之论，桐城文家定然相视一笑。 至于创作风格，熟读桐城家文与阳湖家文的读者，相信都会感到二者的同异与离即。钱基博就曾说：“今观（恽敬）其文，言厉气雄，若肆意出之，而下笔特矜慎，与桐城姚鼐得法于刘大櫆同，而境诣不同。姚鼐如敛而促，意有余于辞而不欲尽。敬则特悍以肆，气溢于篇而不敢尽。”打个比方，摘取柳树一枝，插种于地。风来拂之，雨来润之，春阳秋月照临之，渐渐也长成大树。子树与母树，姿态当然不同，但相去也不会太远。桐城与阳湖两派的关系当作如是观。反之，嫁接、杂交，甚至转基因，产生的就是新品种。晚清梁启超的报章体，甚至林纾的翻译体，恐怕就是这类产物。 十年前，我读张惠言文集，一篇《送恽子居序》让我嗟叹不已。《序》里面说自己和挚友恽敬“八年之间，共踬于举场，更历困苦，出俯仰尘俗，入则相对以悲。已，相顾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张氏是我很喜欢且佩服的学者，他的知交自然也是一流人物吧。稍后又读了曹虹教授的成名作《阳湖文派研究》。曹教授在书中对阳湖诸家都做了细致研究，然后说“在阳湖派诸作家中，恽敬是艺术个性发挥得最充分的一位作家，他的富有特色的文风，在阳湖派创作风格的形成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这样，我自然要找恽氏《大云山房集》一读为快。翻阅当年的笔记，我在最后写下的评价是：“持守严，自视高。”“古文家人人皆有之时文序、赠序、寿序，恽氏集中独无，其人可谓峻洁峭拔矣。”“其文长于子史，短于经。子从韩非子出，史则史、汉、三国。”“平世之悲，再三致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