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无疑是一部学术力作。全书正文共525页，其中参考文献便有60页之多，包括了中英俄等多种语言的参考资料，又涵盖了出土文献、传世文献、考古报告、民族志，以及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光看这60多页的参考文献，便可知此书分量之重，可知此书是基础扎实的学术研究之著，而非哗众取宠之作。待我进一步了解作者本人后，心中久久地萦绕着张光直先生的一番话：“要研究三代考古，就要学考古、经籍、甲骨、金文和早期王国民族学……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比对一下郭静云教授曾发表的著作与论文，她在考古、经籍、古文字及早期民族学均有深入的研究，熟悉国外多处古文明的材料，其学术视野的深度和广度可见一斑。一个学者的成就，与其学术视野及使用的研究工具有莫大关涉。 郭静云教授的这部大作，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与教科书中截然不同的夏商周。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尤如一块投入平静湖水中的巨石，定会激起学术界的骇浪。其最主要的两个观点，一是夏源于江汉说，二是实际上有两个商存在，殷商王族是灭亡“汤商”的东北游战民族。连我这个熟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材料的人初读也为之震撼。 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每当有人提到二里潘富恩记《明代心学开篇者—陈献章》的出版头文化时，脑海中自然会冒出“夏”这一个字眼。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就一定是夏文化，二里头就一定是夏的中心，但我们仍会不自觉地认为，夏的中心就在二里头，即便不在二里头，也必定在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似乎，我们的学科在构建一个“神话”，一个学术界陈陈相因，人人首肯的“神话”。 如果我们抛开历史文献构筑的认识误区，而直面考古材料，将伊洛地区与江汉平原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则不难发现，在二里头之前的所谓龙山时代，江汉平原更具备文明演化背后的动力。 首先，在人口增长方面，郭静云教授引用了乔玉先生对伊洛地区二里头遗址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的研究（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分析》），说明二里头人口、聚落的密度，无论是新石器时期还是青铜时代早期都相对较低。相比之下，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地区突然涌现了大量的小型村落，整个江汉平原的土地利用率十分高，可见这一时期出现了人口数量的剧增，整个文化面临向外扩张的压力。 其次，在频繁的战争方面，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时期城址接近20座，高筑土墙的城址自然让人想到了这些城之间的冲突十分频繁。即便如郭静云教授所言，他们可能已经组成“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我认为城与城之间还会因为资源的分配而发生冲突，这个早期国家的纽带并非如我们想象的大一统国家般紧密。相比之下，伊洛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目前所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城址规模上都远远不及江汉平原。 再次，在农业强化方面，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日益成熟，稻作农业开始从长江流域北传至于黄河南岸。在稻作农业北传的同时，长江中游屈家岭和石家河的文化因素也向北传播至黄河南岸。伴随稻作农业技术发展，稻作管理的精细化，土地开垦，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都促使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化。而伊洛地区属于黍作农业区，而对黍进行管理所花费的能量则是远远不如管理水稻所花费的能量。稻作的精细化管理能大幅提高产量，黍作则不能做到这一点。此外，稻作对水有严格的控制要求，需要集体建设水利设施，而黍作则不需要。 结合龙山时代的文化因素以及上述几点文明发展的动力证据，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北渐说，似乎比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说更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顺着文明发展的一般模式，把目光从黄河流域移开，再将目光重新聚焦于“江河中原”的中心——江汉平原，这里最有可能是孕育夏文化的摇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