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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位于我国西北东部，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秦汉时期，宁夏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重要节点。欧亚商旅往来不绝，各种文化形态交汇融合，同生共长，形成了既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又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学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我国文学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块。 宁夏当代文学的萌芽与新中国同步，而宁夏文学的兴起完全与改革开放同步。 1978年冬季某一天，张贤亮从农场收工回来，在自己的小土坯房里用过晚餐后，趴在砧板上，用借来的蘸水钢笔，在学生作文用稿纸上写下了一行标题：《四封信》。当书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张贤亮脑海里回响着积攒了20多年苦难结晶般的声音：在中国，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这是张贤亮第一部短篇小说，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了十几部短篇、系列中篇“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数部长篇以及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加入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这一新生事物既鼓且呼。张贤亮声称，自发表作品以来，他从未满足于只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家，而是把文学当成参与社会变革的一项活动；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了：不改革，便没有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张贤亮后来多次充满深情地说，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正是依靠劳动人民的温情，才使自己保持了生的希望。时至今日，许灵均、李秀芝、章永璘、马缨花、海喜喜、黄香久等一系列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闪烁着奇异光彩的形象，他们在历史中存在着、见证着。 强烈的祖国意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念以及对苦难的书写，正是张贤亮贡献给当代宁夏文学的一笔珍宝。1996年，小说家南台出版了长篇小说《一朝县令》，延续了张贤亮作品中的改革主题：苦泉县，宁夏南部地区一个闭塞、落后、沉闷的小县城，依稀感受到了源自京华的改革大潮，死水微澜，其下是改革与保守势力的较量。作者曾亲口对我说，小说原名《在铲除了玫瑰花的土地上》，此刻虽春寒料峭，瑟瑟发抖的嫩叶毕竟感应到了无可阻挡的春天气息。张贤亮评价道，南台质朴、传统的叙事形式中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的，并且内含一种批判锋芒。与此同时，油画专业出身、亦具文学天赋的马知遥，还在一家电影放映公司当美工，默默无闻，是张贤亮发现了他的才华并鼓励其成为专业作家。感激于老友的提携，马知遥以数十年之力完成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仿佛是为着呼应张贤亮，小说用写实和幽默风格叙述了一个回族旧家族数百年间的苦难史，以之为载体，寄寓了一种紧迫的变革意识，用嘶哑的声音执著地诉说着、吟唱着爱国主题。查舜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中，留城还是回乡，两种观念交战于那个即将毕业的农村大学生的脑中，他最终迈出艰难而坚定的一步，在月光明明、梨花如雪的夜晚走向默默支持了他4年的乡间女友，无意中印证了传统美德的力量。 张贤亮、南台、马知遥等老作家们，共同构建了当代宁夏文学的格局，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因此而受惠并且能够顺利成长起来。与老辈作家们的现实关怀、忧患意识等有所区别的是，年轻作家们要从容得多，个体生命、现实状况和独具风貌的宁夏人文地理——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遗存，以及汉、回、满、蒙古、东乡等多民族相亲共融的共同体意识，凡此种种，皆为他们文学取材的对象，涵泳其中，表现于外。石舒清以描写西海固地区民间生活的作品而为人称道，这仅是一个方面；他的视野更为宽广，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对汉语文学那种如生命般的分外珍惜，形成了他短篇小说的审美追求：形制要短，意味须深，杜甫诗“篇终接混茫”为他所深深服赝。《逝水》《清水里的刀子》《清洁的日子》《果院》《低保》等等，即为其小说美学观念的体现。郭文斌小说则以优美的抒情笔调，于封闭、静态层面上，演绎了代表着传统中华文化的诸种节日、风俗，如春节、端午、元宵等节日以及婚丧嫁娶等习俗，小说《大年》《吉祥如意》《开花的牙》中关于过年、丧仪等的形象化描写，令人即刻联想到汪曾祺所说风俗乃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已离开宁夏多年的陈继明，长于在从容之中体验急遽变化的社会心理，且多以题材的尖新取胜，而他对家乡人事的书写，似乎又别具一副笔墨，舒缓有致，亲切有味。 苦难意识是宁夏当代文学一个普遍性主题，然而，描写苦难不是目的，激发内在生命和追求理想方为最终的美学追求。张贤亮描写“苦难的历程”，把苦难写尽、写透，写到力透纸背的地步，以达到“本然的真实”即美丽和光明，为当代宁夏文学又开辟了一条通途。沿着这条小说美学之路，李进祥注视着各色小人物，把他们写进小说集《换水》《女人的河》以及长篇小说《孤独成双》《拯救者》《苍狗》，这些苦人儿，一如《女人的河》中坐在清水河边流泪的妇人，她的泪水融进河水中，哭累了哭够了，毅然起身，迎面生活。千年如斯的清水河知悉他们的心声和秘密，那是一种向上的力，生生不息。马金莲小说中的饥饿、贫穷、苦难主题甚至大幅洇染，可她笔下时时闪现的“1980年”这一重要关键词往往被忽略了——日子依旧辛苦，改革的大力终究惠及乡民，他们的笑声中显示发自心底的欢快和明朗。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塑造了一个因其父嗜赌导致辍学的女孩子马兰，她慢慢化解痛苦，从人生低谷一步步攀爬而上，在生活改变她的同时她也改变着生活。马兰花，又名马蔺，抗逆性强，即是一种象征。她与张贤亮笔下“美丽圣洁”的马缨花一道，成为了文学中的姊妹人物。马金莲，这个瘦小的、一阵风便可吹倒的“80后”女作家，却似精力弥漫、才气充溢，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难肠》以及长篇新著《数星星的孩子》，不倦地截取、描绘着人生诸相。同样书写苦难，季栋梁更多关注了那些进城务工的乡民尤其留守家乡的妇女老弱，他们有时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便独自跑到高高的山塬上，要么沉默地坐上一整天，要么放开嗓门儿吼上几声秦腔，长歌当哭，远望当归，然后再去重新打理生活。恰如长篇小说《上庄记》所描写的寂寞春天里兀自开放的一树桃花，生活也有着热烈的色调；又如挡山上生长着一种独有的猫蹄蹄花，根系发达，再干旱的环境里也会如期绽放艳丽花朵，亦是他们内在生命的象征。还有小说家漠月，几十年来只写他记忆中美丽的草原，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哪怕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化解不开的苦涩，就像他的小说集名《遍地香草》，也难掩一种清新的香气。了一容，早年四处流浪，小说多取材自身放牧、淘金、打工等经历，他自述描写苦难就是为了凸显真善美；张学东，以书写儿童世界而知名，渐次将目光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金瓯曾以描写年轻人友情及面对陌生世界极度不安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小说美学谱系里，还可以加上一些女性作家的姓名，如韩银梅、阿舍、平原、曹海英、许艺等；亦不能忽略基层和民间的作者，比如一边打工、一边写作的马慧娟，她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希望通过文化创造新生活的态度和决心。 张贤亮说过，他描写苦难，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和色彩，最终目的是要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彩”。宁夏的作家们将这作为自觉的美学追求，展现了不同的面貌和风格。 与小说实绩相比，宁夏诗歌创作于低调、沉静之中，追求汉语的纯美精粹，摇曳多姿中显得其楚楚动人。杨梓《西夏史诗》将数百年前古人一把拉到当下，拷问其蛮荒生命之下的人性；梦也则低吟着“月下/我的北方/马腹空了/马颈断了”与“大豆开花”呼喊成一片汹涌海洋，展示北方之苍凉与热烈；杨森君于智慧玄思中指点“马/比风跑得快/可马/在风里跑”，寻常意象组合中寓含意味，深谙间离效果之三昧；林一木则在诗的现代形式中咀嚼个体焦虑，低徊不已。 深沉的家国情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苦难中积极向上的力量，多少可标示出宁夏文学的基本风格，而因身处僻远地理空间，宁夏作家因之更亲近了包括人性在内的自然，那种不期而至的、对内在生命的倾诉，不吐不快，似无暇修饰，沛然而出。文学与生命一体，这又是宁夏文学的另一面。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宁夏文学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形成引人瞩目的“西海固文学”现象、宁夏文学现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景致。 走进新时代，宁夏文学事业也必将走进新的春天，取得新的进步，呈现出新的风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