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00年发表的《文学屠宰场》一文里，意大利文论家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指出，可以借助抽样、统计和研究系列、标题、索引以及树型模式来处理文学史中存在的“大量未读”问题。在同年发表的《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中，术语“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首次被提出。莫莱蒂坚信，作为与细读相对的一个概念，远距离阅读能够以新的时间、空间和形态差异三个维度去代替以往的高雅和低俗、经典和非经典、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之类的二元区分，将细读所摒弃的一系列社会性要素重新放进来，扩大了文学研究的场域。 定量图表 定量方法的地位早在1997年的《欧洲小说地图集》里就已被确证。年鉴学派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的系列史观为莫莱蒂做了认识论层面的奠基。在计算文体学、主题数据库、书籍史等定量类型中，莫莱蒂选择了书籍史。其原因有三：第一，在文学档案中容易找到文学出版流通方面的数据；第二，与计算文体学和主题数据库相比，书籍史更符合定量的要求，它的数据相对较为客观、明晰，而且年鉴学派的理论和实践也可以作为良好的参照；第三，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材料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备。 具体来说，莫莱蒂依据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理论定量研究了小说书籍的演化史，并且制作了英国小说各种亚型（大约160年间共计出现44类小说）的盛衰状况曲线图（见图）。整个模型的时间跨度是两个多世纪，涉及三个大洲、五个国家的小说。从图表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能在文学市场占据“霸权文体”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各小说亚型之间充斥着复杂的形式冲突。 通过定量图表，莫莱蒂确实为我们描画出小说的另一番微观图景。此前颇负盛名的小说研究著作往往抽绎几个重要的作家来说明小说的兴起，如伊恩·瓦特（Ian Watt）《小说的兴起》仅以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为主角。它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他们几人为小说的繁盛作出过贡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定量方法使我们摆脱了那种大而化之的、模糊的、直线式的思维定式，而以更为精确的态度去理解文学现象。莫莱蒂意识到，“定量研究提供了独立于阐释的理想数据类型，但那也是它的缺陷：提供数据而非阐释”。可以说，定量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阐释解决“为什么”与“怎么样”的问题。因此，定量分析必须与定性阐释融合起来。 地图或空间图表 莫莱蒂制作文学地图的想法萌生于1991年夏天。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的感叹“我们没有艺术地图集”触动了他。巴赫金的时空体、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克里斯·罗斯《社会空间的产生》、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杰姆逊的“认知图绘”、格雷马斯矩阵、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为莫莱蒂提供了理论前提。 令莫莱蒂不满的是，在既有的国别文学地图集中，地图要么是文末的附录，要么居于文中某个无关紧要的位置，因而是边缘的、装饰性的。对他来说，“地图不是比喻，也不是话语的装饰，而是分析的工具：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剖析文本，揭开那些依然隐藏的关系”。进一步说，地图“改变了我们阅读小说的方式”，它不仅“突出了文学形式的空间边界性质”，揭示出叙述的内在逻辑，而且将社会与修辞之间的复杂纠葛暴露出来。通过文学地图，莫莱蒂发现，玛丽·米特福德《我们的村庄》的同心圆结构比简·奥斯汀六部小说中的起点—终点的线性结构更有魅力。 如何配置文学地图的要素？《欧洲小说地图集》告诉我们，“选择文本的特征（此处是起点和终点），找到相关数据，把它们放到纸上，然后观看地图”。《图表、地图、树型》则将选择对象明确化：“你选择一个单位——如散步、诉讼、奢侈品等等，发现它的事件，接着把它们放在空间里。换句话说，你将文本简化为几个要素，把它们从叙述流中抽象出来，建构一个像地图一样新的人造客体。”意大利地理学家克劳迪奥·克莱蒂批评莫莱蒂绘制的不是地图而是图表，属于几何学而非地理学。莫莱蒂反驳说，文学地图学关心的不是具体方位，而是地图所揭示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