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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多年来经历了多种范式演变，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这些范式作为不同的视角与方法，为比较文学研究拓宽了视野，深化了问题意识，但同时也显出了范式的焦虑，这种焦虑一直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近年来，美国华裔学者刘禾提出“衍指符号”分析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建构意义对等 “衍指符号”（Super-Sign）意指跨语际翻译中人为建构的意义对等关系。作为一个新的术语，它建立在大量个案研究基础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中外之间大量的跨文化交往与冲突的研究。“衍指符号”强调意义对等关系是人为建构的一种事实，而非客观或“自然”的。如用“个人”来译“individual”，这两者便建立了对等关系，但最初用来译“individual”的汉语词不只有“个人”，还有“个位”“个体”“小己”等。这些不同的译法反映了不同的译者对“individual”的差异化理解，反映在词语中，其意义有微妙的差异：“个位”反映了人的某种空间属性，“个体”侧重于物质性的身体观念，“小己”则暗含着某种对应性的“大己”的存在。因此，“individual/个人”“individual/个位”“individual /个体”“individual/小己”这几种不同的对等关系，都含有译者的某种主观理解，它们之间的对等很难说是客观或“自然”的。 两种语言之间，在较抽象的文化概念上，确实很难有客观或绝对的对等，其具体的语词对等总是人为建构的，刘禾的“衍指符号”特别强调词语对等关系的人为建构性，反对客观等值观。在“人为建构性”的背后，刘禾进一步认为，“等值”的建立有时反映出了某种文化霸权，甚至是不平等的文明等级观念。 重视历史语境 比较文学起源于法国，19世纪70年代后在欧美各国获得了普遍发展。20世纪20年代，法国学派逐渐成型，1931年梵·第根出版了《比较文学论》，法国学派的理论和范式臻于成熟。法国学派为当时及之后的国际比较文学界贡献了最主要的范式——影响研究。影响研究主要研究国际文学间的事实联系，通过实证的方式解释某国文学作品中特定文学现象的成因和来源。这种研究在文学发生学上卓有成效，不过其局限也很明显，即难以解释作品的创造性与独特价值。更重要的，影响研究似乎隐含了一个“影响源”中心的前提，有某种“影响源中心主义”色彩，这可能使影响研究沦为民族/国家主义的学术实践，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为“我族中心主义”服务。基于此，美国比较文学界在1958年对影响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比较文学不能止步于研究国族文学间的“贸易”关系，从而丧失人文研究的品格。他们进而提出了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这两种思路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赋予了比较文学新的活力，在问题意识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的革新。 20世纪70年代前后，波及整个欧美的文化研究大潮也使比较文学获得了又一轮更新，它促使或者说迫使比较文学不得不关注其所处的文化语境——国族文化语境，与国际间文学交往的文化语境。21世纪后，比较文学发展的步伐虽有所迟缓，但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没有失去生命力。在中国，比较文学一直在开枝散叶，蓬勃发展。中国教育部近年修订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目录上，“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已成为了其中的二级学科，与其他四个二级学科一起构成了外国语言文学的五大领域。与此同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地位未减，仍在扮演着沟通中外文学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间关系的角色，担负着跨语言、跨国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重任。 凸显文化独特性 在以上的学术发展背景下，“衍指符号”分析范式无疑能为比较文学增添具有学术创新潜质的新思想与新方法。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概念，很大程度上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但这一新的“文学”概念何时产生？为什么产生？为什么在之后获得了普遍接受，并成功抹除了传统的语义？要回答这几个问题，“衍指符号”便是一个较合适的理论视角。 我们完全可以把现代的“文学”视为一个“衍指符号”，其对应的外来词是英文的Literature。事实上，“文学/Literature”是晚清时期首先由美国传教士平文建构的一组对等概念（1886年《和英语林集成》），汉语里原有的“文学”观念在这种对等下，传统的语义被大大窄化，从原来宽泛意义上的“辞章之学”减缩为某一类审美性的文本（诗、散文、小说、戏剧）。把“文学”人为地对等于英文的Literature，以英文的语义为准重新赋以新的语义，这正是典型的“衍指符号”。这种以窄化传统的汉语语义为代价的词语对等行为（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显示了外来的“Literature”的话语权威性，折射出了传统汉语文化在遭遇外来文化时被压抑的地位。 与比较文学之前的几种范式相比，“衍指符号”分析有着明显的更新与补充意义。以“衍指符号”分析为代表的跨文化研究思想，可以挑战影响研究“影响源中心主义”的无意识预设，它以解构主义的思路、后殖民的立场着重考察译入语语言（或文学）被遮蔽和压抑的文化独特性，从而跳出了传统影响研究的窠臼。此外，这种研究范式也结合了比较文学“文化转向”后的语境化意识，重视话语诉求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在注重翻译史实的基础上侧重考察译入语一方被压抑和遮蔽的文化失语状态，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了平行研究潜在的硬性类比缺陷。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