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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自宋代起源，本无所谓“雅俗”之分。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十中指出：“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及至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出于改革的立场将传统的小说定义为“通俗小说”以彰显自己之“新”，从此以后文学便有了“雅俗”之分，而通俗文学和“知识精英文学”也作为两股相互纠缠的力量并存于文坛。著名通俗文学研究者范伯群曾提出“两个翅膀论”，将中国现代文学比作一架飞机，通俗文学和“知识精英文学”就如同中国文学的两个翅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明确指出 “新文学是来自西方的”，通俗文学则更多的是传统文学的延续，两者各有其读者群体、具有迥异的文学形态和美学风格，也因此各有独特的存在价值。 通俗文学继承了来自传统文学的诸多元素。中国传统小说源自宋代话本，话本即“说话人”的底本，“说话”是说书人占有绝对主动性且非常注重听众情感体验的艺术创造活动，在说书过程中，说书人往往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能力知道任何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和隐藏于其中的秘密。这种手法运用于后世的小说文本之中也就是托多洛夫所说的“叙述者>人物”，从宋代到明清的绝大多数小说均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对事件进行讲述，实际上就是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说书人”的角色。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情形有了变化。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变迁》中指出，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报纸和杂志的出版，文学的传播开始从“口头”转向“书面”，开始有一些作者（更多的是新文学作家）意识到，“说书人的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性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于是小说的写法开始有了多向度的选择，作家纷纷进行各种写作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通俗文学作家因为本身是一群对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根基的知识分子，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样的叙述方式延续了下来。传统说书艺术不仅带给通俗作家“说书人”这样一个叙述者的角色，在使用技巧上，作家也非常注重对于读者的吸引，相比较“知识精英”作家追求文字的“启蒙性”，通俗文学作家显然更注重文本的情节是否能够引人入胜，他们通常用传统的线性时间顺序讲述跌宕起伏的故事。 通俗文学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通俗文学中，虽然也有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新思想渗入，但是更多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如言情小说中能够感受到古典的才子佳人之恋爱的含蓄美、矜持美、忠贞美，含蓄的对白和随处可见的诗词营造出典雅的氛围，常常显现出作者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武侠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更是不胜枚举。儒家的入世思想和仁爱思想在很多作品中均有体现。 例如在金庸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显示出对于家国大业的责任感以及时代的担当——爱自己、爱亲人、爱他人之亲人，乃至爱全社会。金庸小说中不乏仁爱之人。最典型的就是《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对成吉思汗说的那段话：“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另外，《书剑恩仇录》里为“反清复明”奔走、牺牲个人爱情的陈家洛，《天龙八部》中掌舵丐帮八年期间一直率领部下帮助北宋抗击外敌，自尽于雁门关以换得两国和平的萧峰，这些主人公无一不爱国爱民、大仁大义，儒家风范尽显无疑。 除了上述谈到的文化传承价值，通俗文学亦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知识精英文学”以启蒙大众为己任，而通俗文学是更亲近大众的一种存在。所谓“通俗”正是“沟通”“适应”之意，“俗”即俗世大众，通俗文学本就是为愉悦大众而生的文学，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产生于休息”，是茶余饭后讲述故事的娱乐活动。而在现代市场作用下，通俗文学的题材和内容更是为市民大众量身定制，且随着时代热点而变化。 如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出现下海经商热潮，通俗小说创作也随之出现大量的商战小说。90年代末期，网络媒体兴起并迅速发展壮大，而通俗文学在网络平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各种类型的小说层出不穷，网络阅读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人们阅读的主要形式。正如范伯群所概括，从明代冯梦龙到鸳鸯蝴蝶派，再到当下的网络小说，通俗文学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市民大众文化链，通俗文学和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与市民大众生活休闲实现了无缝连接。通俗文学反映着社会文化的潮流，也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形态，由此也就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 总之，通俗文学对于传统文学的写作技巧、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传承，与现代社会市民文化紧密相连，是现代文学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通俗文学和“知识精英文学”，如同中国文学这架飞机的两个机翼，分别从传统和西方获得能量，支撑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起飞。历经长期的对峙、斗争和交流互动，如今两大文学传统应当和谐并存、互相借鉴，融合出最适合中国的文学创作之路。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