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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李敬泽所发现的，“哲贵的小说的语调：总是温和的，总是慢的，但不是从容。如果从容是对于某种紧迫而巨大的事物的自觉的坚定反应的话，那么哲贵的慢条斯理与其说是从容，不如说是迟钝，一种蕴含在特定世界本质内的迟钝。”这构成了哲贵的限度，但同时也实现了某种艺术上的公正视野：“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他所写的那些人所能看到的东西，那些人在他们的限度内所能领会的真理，他们可能是、甚至只可能是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这样看待和领会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哲贵采取了一种平视和同情的视角，让他笔下的人物和遭遇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展示出来，他的点染勾勒并没有强烈和明确的主观意向，尽管不无某些挑动读者情绪的段落，但总体而言，他是以零度的情感来让外在人事自己说话，但这种零度呈示里也透露出某种时代精神特质的东西。 《契约》讲述了一个不落俗套的“包二奶”的故事：医学院的学生汤依妮是新时代的新人类，她的行为举止是身价不菲的文化创意公司老板钱一群所不能理解的，因而当她要求做他情人的时候，他本能地以世俗的功利思维去审视她，并且签订了一个契约。但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他才发现投身救灾的汤依妮的父亲其实是位成功的企业家，而她喜欢可能是因为自己长得像她父亲。汤依妮身上还葆有了那种素朴的正义，不耻于钱一群所进行的名为文化开发实为资本圈地的肮脏行径，但有意味的地方恰在于，她虽然不能苟同于那种商业欺诈行为，却也没有强烈反对或揭穿。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商业操作行为已经常态化了，个人无法改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价值与行为是分裂的。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分裂，而是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分裂：一个商人从个人品德来说可能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好人，但不妨碍他寡廉鲜耻地剥削与掠夺他人，只是因为剥削与掠夺的形式不再血淋淋，而是更加隐秘化和文雅化。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 《陪床》和《倒时差》中都试图描写那种带有“真爱”意味的二奶情人形象，表明了情感与行为之间的精神分裂。《寄养的女孩》里的朱摩娅也是一个被包养的女孩，但不同之处在于，她是被税务专管员黄小奇安插到吴起来的小眼镜厂里不干活拿高薪的，等于是厂主养她来买个平安，以保证自己的偷税行为不被举报查处。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转型时代的一些淆乱事象:偷税漏税和行贿受贿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业主们日常运营和生活的一部分。哲贵似乎无意进行社会批判和道德评判，他关心的是具体的人在这种语境中的情绪、状态和选择，或者他根本也并不关心，只是记录了那些他看到却无法理解的人与事：女工麦丽丽怀了不知道是谁的孩子，也不想知道，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打掉，“又是一个全新的人了”；朱摩娅莫名其妙地从眼镜厂离开，吴起来再次遇见时，她已经与黄小奇再无关联且怀孕了……叙述者的视角和吴起来的视角是等同的，这是一种社会与文化都处于急剧嬗变时代常见的叙述状态：叙述者无法厘清现象，不能进行明晰的表意行为，为了避免情感与现实之间冲突造成的苦恼状态，他也只能以旁观式的记录来进行叙事，像他所书写的浮游人一样，游离在意识形态深层次思考之外。 浮游状态体现为人们更多作为“经济人”而存在，这是一种单向度的存在。“经济人”在商场上可以勾心斗角奋力搏杀，但在个人情感层面却又虚弱无力，这并不是说商场上的一面是“假面”——那同样也是真实的自我，但那个真实自我与情感层面的真实自我是割裂分立的。《陈列室》中的魏松与林小叶就是这样的人，年轻时候彼此互有好感，却终究没有付诸行动，林小叶带着遗憾远嫁加拿大，而魏松则认为这种情形是由于自己没钱造成的，因而投身商海创业，最终成为性用品大亨。许多年以后，两人彼此都经历了婚姻与家庭，再次相逢时才明白各自在彼此心目中的重要位置。然而细究起来，当初两人的暌离也并不是那种言情小说中常见的“误会”所造成的，而是他们没有行动力的结果，即他们的价值被外在所左右，无法遵从自己真实的内心。因此，当两人再度相逢也同样不可能发生偷情的行为，或者有勇气为了追求内心的真实而打破现状，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回到真实的自我，他们已经被“经济人”的外在规定性桎梏已久，已经丧失了“自然人”的生机与活力。 《施耐德的一日三餐》中的施耐德则将被异化的人格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葛朗台”：他是一个成功的机械厂厂主，性格温和，孝顺母亲，尊敬妻子，没有不良嗜好，热爱工作和旅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体面人。但这些只是表象，他其实有一种病态人格，极为悭吝，甚至连继女借钱也不借。其病态体现于从意愿上来说他是肯借钱的，但行为上却做出了相反的诡异举动：他不仅拒绝了借钱的请求，还将手上戴着的价值几十万的红宝石戒指扔到水池里，以证明自己戴的都是假戒指，是真的没钱。因为他此前被敲诈的人借怕了，只好想出这种办法“断尾求生”，天长日久，已经内化为他人格的一部分。当然小说通过其他细节试图暗示，施耐德的病态人格还有着更为久远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代的伤痕记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颇具典型的当代人物形象。 在看似光鲜的表象下有着惴惴不安的隐忧，这种时代情绪尤为体现在《送别》中，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科长黄超越与其貌不扬的眼镜厂厂主艾玲的结合，是经过了周密理性算计的结果，两人似乎形成了官商互补的完美搭档。即便如此，艾玲的厂依然会受到流氓化了的居委会主任的勒索，黄超越在家庭中地位日渐下滑，人到中年之际竭力想让妻子到美国生个二胎，然而在送别的时候，却充满了惶恐不安，因为妻子带走了所有的银行卡和金银首饰，他们的未来实在难以预料。《酒桌上》这篇横云断峰的精彩短篇，以酒席上精致入微地细节观察，刻画出流氓化官员与地方生态的群像，部分解释了那种普遍不安感的来源。 《住酒店的人》是个颇有症候和自反色彩的文本，41岁的朱麦克“很干净很有型”，是这个时代典型的成功人士，然而这个处处“合适”、自律的人终归是一个生意人，生意已经严重地挤压了他的心灵空间，使他无法进入到与记者佟娅妮的情感之中。他试图在污浊的生意场洁身自好，“从内心里，朱麦克并不认同他们，一般的人，或许只看到他们光彩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但朱麦克看到太多他们暗淡的一面，颓废的一面。在朱麦克看来，现在这个社会，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有能力做成许多大事，相对来说，他们也可以拥有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经济力量去影响和改造别人。但是，朱麦克并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种人格，更没有看到这种力量。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而已”，因而选择大隐于市，离群索居于酒店。但是也因此他除了能够在商场上游刃有余之外，已经丧失了在现实中与人相处的能力，甚至连柯巴绿那样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孩（柯巴绿与柯巴芽、汤依妮都是同一种类型的富二代女孩）也无法打动他。当他突然有一天试图走出封闭的世界，去丽江看望在那里开酒吧的佟娅妮时，也只是远远地观察了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没有面对面接触。只有回到信河街的酒店房间里，放下行李，他不安的心才安静下来。然而，这个新时代的“套中人”的心是否真的能安静下来呢？或者那种安静只是他逃遁的自欺欺人的感受而已？ 显然，关于浮游人的叙事不能仅仅到此为止，如果只是如此，不过是一幅幅零碎但又具有共通调性的浮世绘。就像孟繁华面对哲贵的作品所发出的疑问：“当哲贵书写这个阶层当下的时候，他有意略去了这个阶层的‘前史’，而他们所有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否也与这个‘前史’有关呢？如果哲贵所表达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将如何理解过去曾经建构起来的历史呢？”这种追问无疑是有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对于历史整体进程有一种总体的思考，才能对当下进行透彻的观察，也才会真正摄取那些闪烁不定的面孔并且予以显影，照见出可能性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