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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史亟待“划界” 阅读史研究由多学科共同哺育,有必要对其进行学科“划界”。目录学家通常认为书籍研究应讨论社会对书籍的影响,由此出现强调出版、印制、发行、受容与保存的“目录学模式”,重视从目录学信息中挖掘直接的阅读记录、书籍的影响及使用的历史意义,进而探讨书籍背后的社会和人,最终将目录学家的阅读史研究转化成“文本社会学”,实现“通过检查文本流传的过程和文本受众遗留的物质证据,复原文本的生产过程以及不同时期读者的受容情形”,最终形成综合“文本的物质形态、流传,以及生产与受容的一种方法”。文学批评家认为,阅读是读者针对以物质形态呈现的符号,在精神和身体上做出反应的过程,其先决条件是语言能力,结果是阐释和认识。他们提出阅读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社会行为的观点。其研究首先强调抄本、碑刻、印本之类的文本物质形态对阅读的影响,进而将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能力、阅读意图与文本的物质形态相联系,探讨其对于建构阅读史的重要意义。社会文化史者则主张,阅读史的研究重心是复原文本的物质形态,弄清楚物质形态如何影响意义的生成,厘清具体阅读行为和阐释过程的社会差异,以便将能确认身份的历史读者和他们的阅读经验纳入特定历史环境下考察。 不同学科研究者若能抛开各自视角禁锢,不仅探讨文本物质形态,同时以目录学信息为基础,将读者阅读行为、阅读活动纳入特定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中加以综合考察,将有助于多角度建构阅读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