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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当然也是至今依然阴魂未散的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如果不拘囿于过度分化、细化的学科专业主义，我们会发现，上述时间节点对于反思文艺、文化理论的过去历史，瞻望其未来发展前景，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味。下面就围绕这些时间节点来讨论文论转型问题。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论已经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21世纪以来又在经历新的“技术转向”。今天看来，前两次转向总体上我们是跟着西方模式走。从西方看，1968年“红色风暴”后，西方文论的“文化转向”开始极速扩张，其重要历史背景是：西方尤其法国知识分子由“街头革命”退缩到“书斋革命”、“话语革命”，于是后现代解构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今天我们反思“文化转向”的积极或消极意义，都不应忽视这一历史背景。在1990年代跟着西方进行“文化转向”的我们，是缺乏这种反思的。如果非要确定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我愿意把当下新“技术转向”开始的时间点定在2008年：这一年肇自美国的金融风暴袭击全球，使全球经济发展至今依然没有摆脱低迷状态。但理论界往往忽视了文论开始“技术转向”的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基础，即从2008年开始，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数字技术开始极速发展，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物质生产方式和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方式。 在回溯历史之前，首先揭示一下“文化转向”的“完成”也是“终结”：主导“文化转向”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让·鲍德里亚、斯图亚特·霍尔等已相继离世。更为重要的是：大师们所追求的激进“理想”正在成为“现实”，而使之成为现实的，是当下正在进行的“技术转向”的终极目标“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开始像人一样“写作”，比如微软小冰已经可以创作被誉为文学皇冠上钻石的诗歌，并且已经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在作为智能机器的小冰那里，“人”作为肉体凡胎的“生物人”之为“主体”已被彻底解构，颠覆“主体形而上学”的解构主义大业，正在被彻底完成。现代派作家曾追求过“自动化写作”，后现代大师巴特追求“零度写作”并宣示“作者已死”，福柯宣示“人已死”，这在小冰“身”上已被实现。德里达所追求的彻底解脱所指的束缚成为能指的无限蔓延的写作理想，也正在被真正实现。人在写作中想彻底排除自身感受、感情及外界所指物的影响（束缚）是很难的，而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它们没有肉身，因而也没有感受、感情的束缚，并且不受外界所指物的影响。微软小冰写诗是绝对的自动化的零度写作，是纯粹的能指链的无限蔓延。文化研究大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或许依然部分有效，但编码者已不再是作为生物人的统治阶级，而是物理性的智能机器。那么，大众抵抗性解码所要抵抗的是谁呢？解构主义在哲学上所追求的瓦解“人类中心论”的理想正在被实现，智能机器人作为物理性的新“物种”将取代生物性的人类的“中心”地位。还沉迷在解构主义“后”字话语迷宫中的理论批评家们，宣称一个“后人类”时代正在到来，或者说，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正在被“后”掉。 而已实现激进理想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们，总体上对现代技术并无好感，当下新技术所产生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正是他们也常使用的一个词——“反讽”。但是，不管怎么说，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我们还继续跟着后现代大师们的逻辑走，最多只是狗尾续貂，想别开生面，就要明白“人工智能”已使大师们与我们“划清界限”了。他们是“非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师，我们则要做“人工智能时代”的理论研究者。文化转向中解构主义文化批判依然部分使用语言转向中结构主义文本批评中的话语，但基本“范式”已变，同样，在当下新的技术转向中尤其在其初始阶段，依然可以部分使用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批判的话语，但必须转换基本“范式”。当下操持“后”字解构主义话语的许多关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极致技术的文化批评，基本“范式”未变。因此，在理论上自觉推动基本范式的转换，非常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