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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世界文论的三次转向，皆与技术尤其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转型相关：（1）与“语言（学）转向”相对应的是印刷技术，大致可以将这次转向视作安德森所谓“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信息传播状况在理论上的总结。（2）与“文化转向”相对应的是不同于印刷技术的新的电子传播技术，从对大众文艺生活的影响来看，尤其是电影、广播、电视等技术。代表文论“文化转向”的所谓“文化研究”，其实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阿多诺主要谈的是广播、电影等，本雅明主要谈的是电影，而从麦克卢汉和伯明翰学派始，文化研究主要谈电视。“电视”乃是文化研究的最主要对应物，并因此可将其基本范式称为“电视范式”。总体来说，可将“文化转向”及其研究成果称为“电子资本主义”时代信息传播状况在理论上的总结。（3）与当下正在经历的“技术转向”相对应的首先是不同于“模拟信号”的“数字信号”技术（在此意义上可称其为“数字转向”），与此对应的技术载体是建立在二进制数字技术上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而人工智能当是“数字信号”技术发展的极致，“互联网范式”尤其“人工智能范式”已大大不同于“电视范式”，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转换范式，而“技术转向”所要完成的将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传播状况在理论上的总结。 尽管“技术”在现代历史中始终扮演革命角色，但当下“技术”已从后台走向前台，并日渐成为革命的“中心”，同时也是全球社会生活的“中心”。贯穿印刷资本主义、电子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三阶段的一条重要脉络是文化信息的大众化、民主化：现代印刷机大大提升了文化普及率，电视机对此有进一步提升，而作为“超级计算机”的互联网在对文化大众化提升的幅度上，是前两者无法望其项背的。数字资本主义开始于计算机，巨型计算机微型化进而出现所谓“微机”或“个人电脑”，这是大众化、民主化的第一步；一台台电脑通过万维网连通起来，大众也就连通起来了，这是更具革命性意义的第二步。互联网的Web1.0阶段，大众通过浏览网页（所谓“网上冲浪”），更便捷地获得大量信息，信息与文化大众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但在此阶段，大众依然还是“消费者”，以“电视范式”为主导的文化研究范式依然适用于分析这一阶段的文化现象。更具革命意义的是Web2.0阶段，即社交平台的出现，大众不仅仅只通过互联网“消费”信息，而且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生产”、“发布”、“传播”信息。互联网进一步的移动化、智能化则使大众这方面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不同于“文化转向”的“技术转向”由此真正开始。 “技术转向”的真正开始，意味着此前文化转向中出现的种种理论范式，已越来越不适合阐释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文艺、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研究的基本范式正在经历新转型：（1）在“技术”范式上，文化转向中的主导范式是“电视范式”，“遥控器”是大众文化反抗的利器，但这种反抗总体来说毕竟是“无声”的并且是相互孤立的。而智能手机则使大众的反抗由“无声”变为“有声”并且是互联互通的，当大众能把自己生产的文字、视频、音频等发布到社交平台上传播时，用菲斯克的话来说，他们不仅在沉默中再生产文化产品的“意义”部分，而且在大声喧嚣中生产文化产品的“物质”部分。（2）在“主体”范式上，在电视范式下，大众主要是“消费者”，而社交网络尤其智能手机则使大众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主体即“产消者（prosumer）”。如果说电视带来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革命，那么，智能手机等则带来了大众文化“生产”的革命。作为“产消者”的大众开始参与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信息生产、流转的各环节、全过程，并逐步对社会文化生态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然，更具激进性的数字技术是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也正在成为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信息产品的“生产者”，这是对只关注“消费者”的后现代文化研究更大的挑战。 让我们回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论1980年代开始“语言（学）转向”或“向内转”，1990年代开始“文化转向”或“向外转”。从中西比较看，钱中文先生认为这两次转向存在一种“错位”现象：1980年代，中国文论开始语言转向、向内转时，西方文论已开始文化转向、向外转，而且总体来说，这两次转向我们是在慢半拍中跟着西方文论走的。从发展角度看，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向西方学习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中国文论界也绝非只单纯跟着西方模式走，还是取得了不少结合本土实践的理论成果，总体成绩也不必低估。 与前两次转向相比，在当下新“技术转向”中，中国文论迎来了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这可以从多方面来看：（1）从文化生产、传播技术看，在“文化转向”涉及的电视文化的发展上，中国比西方要慢半拍；而在与新“技术转向”相关的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的发展上，中国与西方基本同步，中国现在是排在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互联网大国。（2）新的“技术转向”绝不仅仅只涉及文艺、文化，而且还涉及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在这方面，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中国与西方也几乎同步。（3）更为重要的是，到了2018年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两次历史性飞跃——我认为这正是在当下世界文论新转向中，中国文论研究者进行自主创新、坚定理论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包括文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命运，与马克思紧密联系在一起：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2016年由Christian Fuchs和Vincent Mosco编辑的《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一书引言的标题是 Marx is Back（马克思归来）。这也是始终并依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的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新转向中，可以坚定理论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回过头看，在“文化转向”中，马克思可谓是“不在场的在场者”。“在场”是说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还在，“不在场”是说所谓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受到普遍质疑。而在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引发的第三次技术转向中，马克思将重新“登场”。再前追溯，第一次“语言转向”作为所谓“向内转”，脱离了马克思结合社会实践尤其是从物质生产角度讨论文艺、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第二次“文化转向”，虽然是“向外转”，但其中作为文艺、文化活动“外部”因素，总体上是不包括经济活动尤其物质生产的，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并未改变。 从历史背景看，与“文化转向”相关的是包括电视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但是，这些信息技术还主要在物质生产之外发展，由此来看，“文化转向”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谓“文化研究”脱离物质生产，而就文化论文化的倾向，既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也充分体现了其历史局限性。而当下新“技术转向”重要的时代背景是：传统信息技术与物质生产日趋融合。要特别强调的是，引发文论第三次转向的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不仅仅只是信息传播技术。作为互联网Web2.0的社交平台的出现，标志着不同于“文化转向”的“技术转向”的开始，而Web2.0技术又进一步使不同于“信息”的“物”融入互联网从而形成“物联网”，最终引发物质生产方式的新革命，出现了大众创客“（Maker）”这种新的物质生产主体，其重要生产工具是3D打印机等。如果说智能手机使大众掌握了“精神生产资料”而可以在虚拟的“比特”世界中生产文化符号产品的话，那么，3D打印机则使大众也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物质生产资料”而可以在现实的“原子”世界中生产物质产品。当今数字技术不仅在改塑着大众文艺、文化生活，而且也在影响着大众的经济生活、革命性地改造着当今物质生产方式。这正是马克思归来并重新登场、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复兴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我们超越西方文化转向中后现代解构主义范式，轻视经济、物质生产而就文化论文化、就符号论符号等总体倾向的支点所在。 总之，如果说在“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中，中国文论或多或少存在跟着西方逻辑走的问题，那么，在当下新“技术转向”中，中国文论迎来了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但是，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革、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转向”中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按摩尔定律“指数级”增长，已经并将更深刻改变包括文艺、文化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与这种指数级速率相比，当今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遍显得滞后，比如我们文论界很多研究者至今依然操持着西方“文化转向”中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话语而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没有意识到这些后现代“范式”对当下新的社会文化实践已经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因此，在自觉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动新的“技术转向”和文论范式新转型，抓住中国文论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就不仅仅是增强理论和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的现实需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