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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文的研究从“粳”的正音工作开始，为弄清北京话梗开二字的变化趋向，查阅文献扩展到《中原音韵》，再扩展《洪武正韵》。北京话没有完全保留《中原音韵》的见开二，原来是知道的，但没有想到北京话会受到《洪武》系方音这么明显的影响。 另外，当代方言中居然有见开二与《洪武正韵》完全吻合的方言（当然也有后期的演变），而且与《洪武》见开二吻合的方言居然是汴洛和杭州、南京、合肥，范围与江淮官话并不重合，比如江淮官话的重镇扬州就在其范围之外。这的确出乎我们的意外。看来《洪武》自称为“一以中原之音为定”确有一定的道理。 再有，杭州、南京、合肥三大城市的见开二与《洪武》几乎完全相同，也是极有意思的。笔者之前总觉得杭州方言没什么意思，对于汉语史的溯古探源没有太大价值，不就是个“没有吴语白读只有吴语文读”的方言吗？通过这次的研究才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该反过来思考，地处吴语的杭州“没有吴语白读只有吴语文读”，是否可以说明与杭州话音类分合关系颇为近似的吴语文读以至闽客粤等南方方言的文读是迁都杭州的北宋朝廷带来的？《洪武正韵》是不是南宋杭州音的继承？③ 北方朝廷每次迁都南方并长时期定都南方（南宋之前的东晋南北朝是另一次），都把当时的北方音带到了南方，给南方音带来了新的文读层次，对南方方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不正是研究汉语音韵史亟需要注意的问题吗？语言的变化离不开社会，社会因素引发的接触与系统自身的演变对于语言的变化和语言史的研究来说同样不可偏废。而通语对于汉语方言变化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7.3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梗开二见母的“粳”字，究竟应该规范为jīng还是gēng？通过前面的考察可知，1）“粳”的gēng、jīng两读是源于不同方言的文白异读。细音jīng承自元代北方通语，是北京本地音，载于《中原音韵》；洪音gēng则承自宋代汴洛皇族南迁后形成宋元南方通语，因朝代更迭而在明代成为新的全国性权威通语，载于《洪武正韵》，进入北京成为地位高的文读，从而使jīng成为了地位低的白读。2）通过明清两代文白两读的竞争，北京音的梗开二见溪二母字，洪音的文读已占据绝对优势，完全取代白读的发展趋向十分明显。当《审音表》（1985）将“更打更”也统读为gēng，该类字中仍为细音的仅余“粳”一字。此外，“粳米、粳稻”在当今北方口语中已基本无人使用，也大大阻止了jīng音的传播（王洪君2016）。基于以上考虑，最近提交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版）》已经修订为“粳，统读gēng”。 初稿曾在“汉民族共同语研究工作坊”（清华大学，2016.6）和第8届官话会议（锦州，渤海大学，2016.6）上报告，修改稿曾在中国语言学会第18届年会（2016.10）上报告。感谢庄初升、汪维辉等先生的指正和评论。 ①《汉语方音字汇》“粳”只有  一读，据《京音字汇》《国音常用字汇》可补充 。②其中四点还有其他字源的当地语词：苏州温州“鲎”（胡遘切，折合到普通话为hòu），梅县“天弓”，阳江“破篷”。 ③蒙老北京人、北昆一级演员张卫东先生告知，清代国子监一直沿用明代官话诵读经典，他从小师从吴承仕次子吴鸿迈学会了按清国子监传统诵读的《孝经》《大学》《论语》《孟子》等。据王福堂先生鉴别，张先生的诵读更接近杭州话而非南京话。当然，这一诵读也可能与吴氏的家乡（歙县）话有关。关于清代国子监诵读的全貌，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和证据。 原文参考文献： [1]鲍士杰 1998 《杭州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2003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摊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3]陈章太、李行健[主编]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音卷》，(北京)语文出版社. [4]高葆泰 1985 《兰州方言音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5]贺巍 1996 《洛阳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6]李雪 2005 《洪武正韵》韵类考，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7]刘丹青 1995 《南京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8]洛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1987 《洛阳方言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9]宁忌浮 2003 《洪武正韵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10]钱曾怡 1998 《济南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1]王洪君 2016 “粳”字的读音，《中国语文》第4期. [12]王璞 1913 《京音字汇》，香港中华书局. [13]徐世荣 1997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北京)语文出版社. [14]闫顺英 2016 《合并字学集韵》异读字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15]尹世超 1997 《哈尔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6]张成材 1994 《西宁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