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采访中几次遇到吴岩，每次他总是忙忙碌碌的样子，即使是接受我们的专访，也是他百忙之中抽空促成。的确，来到深圳，他身上肩负的事务更繁重了，上课、做项目、办研讨会、搞创作，每一项都是吴岩心潮澎湃的事业。 在论文网站、豆瓣检索吴岩，你会发现他多年来在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中的耕耘成果，许多科幻研究，都是从他这里开始出发。 当然，因为这些事务，自己创作的时间也不得不一再让步。吴岩笑道，未来自己还是会回归到文学创作中来，一来写写小说，二来逐步介入剧本创作。对于吴岩来说，想象力是无边的，就像人类登上月球，固然打破了古人对月亮、嫦娥的一个美好幻想，但却打开了另一道门，“那里总有我们没有到达过的世界。” 科幻作家以前难入作协 晶报：这些年来，中国的科幻文学越来越引人关注，一方面许多作者，包括老中青，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另外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类型文学，也引发了社会、网络的热议和阅读，那么，目前我们可以说科幻文学在中国已经开始了在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化”进程吗？ 吴岩：科幻文学从理论上、实践上来说，都不能成为主流文学。因为文学是写人的，而科幻关注的核心并不只是一个人，它是讲人类、宇宙，宇宙中的变化，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这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主流。加之在美国，科幻是流行文学，所以中国照搬过来后也这么划分。不过，科幻在欧洲一直是主流文学的一部分，它是思考人生与人类意义的。我们这么划分虽然有点简单化，但近年来还是有些变化。比如说以往科幻作家是入不了作协的，哪怕是刘慈欣。但是自《三体》获雨果奖后，作协对科幻作家也打开了大门了。而且从前年开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也加入了中国作协，相当于我们多了一个渠道，现在每年可以推荐三个人入会了。 晶报：自科幻文学被引进国内后，其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变化，您可以大致介绍一下科幻文学在国内的变化历程吗？ 吴岩：我们国内科幻文学的发展是有断裂的。晚清从1902年到1911年的九年间有一个小兴盛，大概有二三十部重要作品，然后民国时期写的人就少了，像鸳鸯蝴蝶派、部分科普作家写过一些，老舍也写过，但不流行。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到1956年间有一个小流行，然后1960年代也算一次吧，真正的大流行就是1977年到1984年之间，那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都刊登科幻小说，后来又衰弱下去。一直到新世纪，乃至刘慈欣出现，又有了新的起色。不得不说，是刘慈欣造成了一个新的流行。 晶报：在您看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定义科幻作品？ 吴岩：这个真的太难定义了。虽然像“偃师造人”此类故事也带有科技的因素，但这些归类则是根据今天的科幻标准去定义的。从创作初心来看，它们并不像有目的的创作，只能说这是类似的写作。在国外，一般认为科幻小说这个概念的开端是在1926年，“美国科幻之父”雨果·根斯巴克创办第一本真正的科幻杂志《惊异传奇》。后来的“雨果奖”当然也是为了纪念他。所以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作家凡尔纳创作《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这些作品时，都还没有“科幻”这个词。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我觉得可以稍微往远点算，晚清的一些作品可以纳入，但是你要说古代神话、志怪小说是科幻，那就很牵强了。比较有意思的是，晚清时，在梁启超等思想先驱的倡导下，不少新小说家们也开始翻译和创作科幻小说，那时他们所广泛使用的术语是“科学小说”，而目前对此比较统一的定义就是“关于变化的小说”，即描述这个社会怎么发生快速的变化，人怎么去适应或者怎么去超越这种变化。 韩松是我最钦佩的一个 晶报：谈起国内目前的科幻作家，可能很多人都会提到四大天王“何慈康松”，以及后来新生的科幻作家，您能不能从时间段上为读者分类一下这些科幻作家？ 吴岩：何夕、刘慈欣、王晋康、韩松都属于老一代的新生代，再往前则是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这一代，现在已经有了新生代后头的，就是所谓的“后新生代”“晚生代”。我觉得“何慈康松”那一批，对于写作还是秉持着比较传统的思想，有点文以载道的理想，只不过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王晋康更注重伦理，刘慈欣是科技的理性，何夕突显人性，尤其是爱情，韩松则侧重先锋的思索，看着很散乱，但实际上有很多反讽。 现在年轻人就站得比较靠前，比如他们会实验多视角的撰写，像陈楸帆。再者如深圳的张冉，他爱思考一些历史问题、国际问题，也很有现实意义。夏茄的作品则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元素，她也在《Nature》上发表过科幻小说。阿缺就比较自由，在他一本讲人工智能的书《机器人间》的封面上就写着：“我是热爱人工智能的，我要讴歌人工智能。”他不像有些老作家，对人工智能抱着警惕心态。好玩的是，他在最后还加了一句，“我希望人工智能统治世界的时候，对我网开一面。”（笑）而刘洋的路子则和刘慈欣有点像。 晶报：如果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国际的科幻文学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 吴岩：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科幻这种文体正在衰落。应该说，科幻这种文体已经有些跟时代不接轨了，它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产物，常用以反映社会关系、科技和现实。当时的状况是，今天的科幻是明天的现实，但是如今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今天的状况是：现实远远超越了科幻。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国外开科幻相关的会议时，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特别流行。到千禧年，“哈利波特”这类奇幻文学兴起，科幻就弱下去了，到了2010年时，科幻的销量减少得特别厉害。其实科幻的兴起还是在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把科幻当作流行文化，科幻作家都是有钱人，黄金时代随之来临。而到1960年代，这股热潮则转移到电影业中。直到1990年代，小说的衰落就很明显了，电影却在继续发展。当然，阅读还是存在的，只是受到电子阅读的冲击，书刊杂志则失去了销路。 晶报：似乎大师级别的科幻作家也很少见了，这种没落有哪些原因呢？ 吴岩：主要原因就是刚刚所说的，科幻这种文学形式已经跟不上现实了。从前的科幻小说能让人们看见一些未来的创新和变化，能看见未来的感觉特别好。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未来与现实科技的关系变了。科技天天在变化，已经完全出乎人的意料。我们经常讲：未来是在昨天晚上到的。关系变了，你再用以前的方式去写，感觉就不对了。所以刘慈欣的小说出来以后，在国外受的最大的评价是：这个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美国黄金时代的小说，让我们怀旧。但却没有评论说这部小说带来了未来。所以我们尤其期待能找到更新一代反映现在这个时代的科幻文学。 晶报：那科幻文学领域是否有出现新写法的迹象？ 吴岩：我很看好韩松，在我看来，韩松的某些作品已经跳出了原有的科幻传统。随便举个例子，他的作品《高铁》就假设高铁达到光速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现象，什么自然规律全都变了，人都是未婚先育、未孕先生，全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火车不断地开，这个世界就在不断地变化，你只能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再想下一步。这就很像今天，我们好多事都没想好，然后就发生了，发生了再去想办法。而且他写的就是高铁，离我们很近，就是现在。 韩松真的是所有中国作家中，我最钦佩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他在新华社工作，就是主管对外报道的，所见所闻太多了，他就把有些见闻转化到科幻作品中了。可以说，他是这些作家里思想最深刻、了解事情深度最强的。而且他探索的文学道路，至少是独树一帜的。 科幻作品向来就是小众的东西 晶报：近些年来，因为刘慈欣等科幻名家的出现，科幻文学的读书风气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但多数人一般拿到一部科幻作品后还是会放下，因为没读就觉得太“烧脑”。您对这点怎么看？ 吴岩：科幻作品向来就是一个小众的东西，也就是你说的比较“烧脑”。曾有一个调查显示，一个班级排名前百分之五的人会选择看《科幻世界》，后面那些多数则会选择《小时代》。所以很多人虽然都知道《三体》，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流行，但很多人买了之后也还是没看，或者看一点就扔那儿了。 晶报：这个现象会随着时间缓解，还是会更严峻？ 吴岩：这个现象有几个原因。确实，小众是一个方面。同时，这也反映出科幻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仍缺乏那种大众型的科幻作品。比如说钱莉芳的历史科幻作品《天意》就可以算是一种大众的科幻，优酷推出了根据这个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秦末汉初时代遭遇到科幻时空，秦始皇、刘邦、韩信、张良、项羽等历史中的人物被作者巧妙地通过科幻的想象进行了重塑，打造出一个带有浓郁历史感的东方科幻，塑造了一个“开挂”的东方古代英雄韩信，所以当时这个书一出来就卖了十万多册。在《三体》之前，最畅销的就是《天意》了，刘慈欣当时也是看了这本书才坚定了写《三体》的想法，就是原来科幻也可以写成一个大众作品。像美国的《侏罗纪公园》这样流行的作品，中国作家写这类的还是太少了。 晶报：当科幻变成一种流行，会不会降低它的水准？ 吴岩：不一定，只要你写得好，能与现实很好地接轨，那大家肯定愿意看。说到这，其实有一个旅居洛杉矶的作家石小克就写得挺好，他有一部小说叫《基因之战》，后来也被改编成影视剧了。他笔下所写的基因战争就是紧紧围绕着自己身边的环境展开的，特别日常，特别大众化，才使得故事能够激起如此多的共鸣。 梁启超和鲁迅对中国科幻影响较大 晶报：说到科幻，我们难免会提到科学，那么按照科幻小说对于科学的运用程度和手段来分，就有“软科幻”与“硬科幻”之分。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侧重，您有什么看法？ 吴岩：“软科幻”和“硬科幻”就是从美国推出来的概念。最初，“软科幻”指的就是“软科学”，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之类的，而以“硬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原理来写的就是“硬科幻”。但是这个概念传到中国后就变了，成了有写科学多的就是“硬科幻”，没有怎么写科学的就是“软科幻”。这种说法和最初的概念已经相差很远了。其实，中国目前的科幻作者在理工科和人文学科的比例上差不多平分秋色，但理工科写的也不一定就会以科学为基础，反而文科背景的可能还想弄点理科知识作支撑。但是我一般不太愿意用这个概念来区分。 在我看来，对中国科幻文学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梁启超，另一个是鲁迅。梁启超视科幻为改造国家之文学，即科幻是用来改变社会的，因为当时他想变法。而“鲁氏科幻”则更偏重于科学普及，希望能以糖衣炮弹的方式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传达给国民。在将近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科幻小说一直更推崇的似乎是“普及科学知识”的“鲁氏”科幻，所以鲁迅的观点一直被反复地强调，梁启超的观点大家却都忘了。其实这两者都要结合起来。 晶报：延续刚刚关于“软硬”的问题，就会谈到有些读者读科幻作品可能会比较“较真”，他可能会深究科幻的“bug”，您觉得科幻作品中硬伤是大问题吗？ 吴岩：硬伤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刘慈欣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无奈的和美丽的错误》，专门讲的就是硬伤。在我看来，硬伤并不重要，最主要就是从什么角度去看。其实有的时候，知识错不错问题不大，主要是要让你喜欢这件事儿，关心这件事。另外，如果你关心这件事儿，你自己自然就会去更新你的知识，也不会停留在科幻小说的这个水平了。举个例子，美国有位天文学家叫卡尔·萨根，他是最有名的行星天文学家，而引导他走上这条道路的，却源于他小时候看过的一部作品《火星公主》，出自写《人猿泰山》的作家巴勒斯之手。当时卡尔·萨根被巴勒斯笔下火红色大地、沙尘暴肆虐的火星所震撼，于是第二天跑到学校把关于火星的书都看了，看完之后他就说，巴勒斯写的多处都是错的，都是硬伤。然而他说，“但是我觉得，没有这本书我就走不上科学的道路。”所以你看，硬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帮助人、引导人对知识产生兴趣，这才是重要的（笑）。 深圳的科幻氛围很好 晶报：您在去年选择来到了深圳，作为一名科幻研究者，您对这座科技之都、创新之城有什么印象？这对您的科幻研究和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岩：深圳给我的感觉特别好，这边的高新科技企业很多，创新氛围也很强。目前来说，我与腾讯联系较多。我是腾讯智库的成员之一，所以经常会给他们做一些相关项目，我希望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华为、大疆之类的企业合作。 到南方科技大学后，我建立了一个科学与想象力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的就是三个方面：一是想象力的心理学、脑科学，主要是想摸清想象力到底是什么，这个对深圳的科技、教育，乃至文学创作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很有价值的；第二个我想做些对科技前沿的预测，比如人工智能、私人航天、纳米等科技前沿的判定；第三则是研发新的科幻作品，培养新的科幻作家。 晶报：目前这些项目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吴岩：第一部分正在买设备，然后下半年我们要引进一系列访问学生和学者，这些人对想象力和科幻研究的方法都很熟悉，且能建立起一个包括王晋康、张冉和深圳科学与成长基金在内的想象力生态圈；第二个部分我们准备出一个智库的通讯，要定期把一些研讨会的科技成果转达给社会，为教育部、中国科协包括一些企业提供咨询；第三个部分我已经开始在实施了，就是开设一些与科幻欣赏、科幻创作有关的课程，请一些科幻作家过来给学生上上课，比如刘洋，接下来我们也想把他聘过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