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重版一个短篇集，翻了翻早年作品，不禁感觉心虚。每篇作品都显得那么不同，从风格、文字到内在气质。它们让我看到，这些年里，我在向前走，在不断更新，在将自己甩到身后。 回顾过往，总带了点悔其少作的遗憾。不过按照奥登的看法，诗人的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小说家应该同理亦然吧。这样说来，悔其少作倒要被视作优点，甚至可能将是写作生涯的常态。我也有理由克制一下自己的遗憾了。 不时有人问我，为何以前风格先锋，现在却传统起来了。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别人看来的“往回走”，于我却是努力向前走。比如在语言层面，我最早接受的影响，来自西方小说的中文译本。在漫长的学徒期里，我凭着直觉，逐渐弱化那个影响，剔除“英译中”式的从句思维方式，将句子变得简洁明朗。 最近几年，我开始尝试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尝试一种融合了古典意蕴的口语化的风格。我逐字打磨，反复调试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如何把字词平衡在生硬与烂熟之间，使它们产生不失流畅的新鲜感。之后，我又试图将沪语方言融入写作。我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至于能否让所有汉语读者看懂，那是对写作技术的考验。方言作为一种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出现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 这是个语言寻根的过程，但不仅仅是。我只是试图找到贴合文体的方式，努力使语言成为内容的一部分。语言是个器皿，它并非悬空存在，也不是一堆静止的词藻，它理应随着具体文本的内涵演变而演变。短句有短句的妙，春秋笔法有春秋笔法的好，但在对场景进行更细腻的表述、对人物心理展开更深刻的描写时，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语言。至于方言运用，多数时候是为文本增色的，但我时刻警醒，不要将追逐地域腔调当成写作的至高目标，这反而会成为局限。所以，我的语言是开放的，不自我设限的。要保持“回到语言”的自觉，也要提防“小说到语言止”的把玩心态。也就是说，我会努力将自己的语言置于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会在已有风格下有所舍弃和变化。 而在语言之外的技术层面，我就更愿意去实践奥登所说的“蜕变”了。我最早对写作的兴趣，是从阅读先锋诗歌和现代主义小说开始的，那时的习作里有似是而非的先锋意识和鲜明的“老师们”的痕迹。但是逐渐地，福楼拜和晚期马尔克斯对我有了压倒性影响。通过揣摩他们，我发现了处理细节和讲述故事的奥秘。很多人留意到，我从先锋到现实主义的快速转变。事实上我同样没有给自己的叙述风格设限。经过一代代作家的心血，文学技巧已经发展成一座庞大的兵器库，我可以走进去，使用任何称手的兵器。如果足够幸运，也许还能制造一件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新颖的兵器——虽然在当下，这样做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 当然，在比喻之外，真实的写作并不能像挑选兵器那样随心所欲。每个写作者都有他的路径依赖，只能循着已有轨迹而写，只能追踪自己的问题意识而写。但那必须是个不断向前走的过程。每本书都是同一本书的作家是可悲的，写作生涯终结于中年的作家也是可惜的。我希望自己获得足够多的动力，以免搁浅在中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