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贴地飞行》，姚鄂梅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42.00元 《贴地飞行》集中讲述了农村年轻人为生活所迫进城打工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他们细小的希望以及无名的失望。农村青年杨粒因生活所迫离开乡村教师的岗位进入大城市，成为外卖送餐员，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过上体面生活。他的身上既有骆驼祥子的吃苦耐劳，又有《红与黑》中于连式的投机取巧。 除了杨粒，姚鄂梅还描写了一群农村务工人员的人物群像和城市化的现状。这些外来人试图在城市里起飞，挣扎与希冀并存，过程或许艰难，但飞行从未止息。 这些风尘仆仆的人物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那些梦想和不屈不挠的努力，也是我们所熟悉甚至是曾经历的，因而便觉得亲切，又感到同情，他们种种令人窘迫的生活场景，让人无比疼惜。 从1992年开始发表作品，姚鄂梅始终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她觉得，《贴地飞行》对自己而言是一段心情的总结，是一种告慰。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想象力特别丰富，故事离奇耐读，让人掩卷深思。《真相》里的方兵能透视他人呈现在额头上的心理活动、《西门坡》里的安旭，打造了一艘专门收留不幸女人的“西门坡一号”；《摘豆记》里的崔道士教给小锐增高的方法……很想了解这些故事的素材一般取自哪里？ 姚鄂梅：我觉得素材分两种，一种是直接从生活中得来的原始素材，一手资料，还有一种是次生素材，可以说它是从原始素材派生来的，也可以说它是思考的结果，因为它乃为意义、宗旨而生，是定向加工生产出来的原材料。我猜每个作家都有个最隐秘的抽屉（当然现在可能是电子抽屉），这个抽屉里装满了从各处得来的小故事、小素材，有些素材本身就是活性的，把它关进抽屉它还会自行发酵，形态气味上会发生变化，也有素材完全相反，纹丝不动，完全显示不出生命特征，似乎没有创造的价值。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后一种素材，我喜欢它混沌、粗糙的样子，可塑感更强，我会考虑把它用于主干部分，或是主要结构，相反，那种活性素材往往是不可更改的，我会把它用于细节。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想象力对作家的重要性？ 姚鄂梅：我认为想象力是一个作家先天带来的元气，它是有限的，终有耗尽的那一天，但它又是可以“充值”的，阅读，个体经历，生活本身，甚至令人满意的体力，都能激发想象力的产生。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次生素材，就属于想象力的产物。我希望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诞生一个类似《真相》里方兵的额头、《西门坡》里的西门坡一号、《摘豆记》里的豆子增高法，但往往未必能够如愿，打个比方，季节合适的话，母鸡的确能隔天便下一个蛋，甚至每天一蛋都有，但也有些季节，母鸡一个蛋也下不出来，有点浪费生命的嫌疑，好在这尴尬的淡季总是会过去的。想象力归根结底是飘扬在生命之上的旗帜。 中华读书报：您是自诗歌起步的？为什么没有走下去？您觉得诗歌的滋养，对于小说家来说有何帮助或意义？ 姚鄂梅：我只是个忠实的诗歌阅读者，也尝试写过，不成功，诗歌与小说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密码。当一个人读诗的时候，诗行之间有一种物质弥漫出来，毒气一样迅速将人笼罩、裹挟、麻醉，其效果有点类似听歌，当人们听歌的时候，也是这样，迅速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进入一个营造的意境当中。诗与歌，小说与电影，在我心里是这样分类的，当我们阅读一篇小说、看一场电影，其间的相互影响是发散性的，也是绵长细密的，像两个慢热型的恋人，但诗和歌，它们对人的影响更像闪电或剑，它是尖锐强烈、突如其来的，又是令人陶醉的。 中华读书报：2013年发表的《辛丽华同学》，有很多您自身的影子。很多作家包括名家写作初始，都或多或少与自身经历有关。您觉得这是必经之路吗？ 姚鄂梅：小说发表出来那几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他老婆让他打的，让他告诉我，她就是辛丽华。看来辛丽华还是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的。 我写《辛丽华同学》，远不是初学写作阶段，但我还是要承认，辛丽华身上的确有些我自己的影子。我觉得任何一篇小说，都可能有作者自身的部分投影在里面，因为当一个作家全神贯注进入创作时，他（她）是带上他（她）的全部在讲那个故事，他（她）的个人体验无可避免地会灌注进去。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引用到写作上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越是个人体验，越是容易成为我们集体旅程中的路标？ 中华读书报：您以在银行的经历，虚构了长篇小说《一面是金，一面是铜》。情节虽然简单，但人物塑造特别深刻，作家总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最出彩，您是如何把握“实”和“虚”的？ 姚鄂梅：我曾经在长篇《白话雾落》中写过一块玻璃，因为雾落这个小镇，长年大雾，早上的大雾要到十点左右才能散尽，下午四点多又开始云遮雾绕，当地一个叫秦思清的有为青年就带着一帮人搞起了一个大工程，他们要在最高的山上竖起一块巨大的玻璃，把外面的阳光吸收过来，反射到雾落镇上。小说发表没多久，有一天，我的责编，《收获》的钟红明老师告诉我，她看到一个消息，真的有人在这么干（我忘了是哪个国家）。我太震惊太幸福了，一个虚构的文学意味十足的点子，我连关于它的理论依据都不太充足，我的全部依据都是逻辑上的，文学性方面的，结果它竟可以变成真的，这种感觉就像我毫无把握地、怯意十足地做了一道题，结果竟得了一把大大的对勾。其实我一直不太擅长写太“实”的小说，就像《白话雾落》里的那块玻璃一样，写着写着，就走了神，一只脚就从“实”拔出来，往“虚”里跨了一步，但最终我会记得收回来，重新落到“实”处。 中华读书报：《狡猾的父亲》最后一句“忘了她”写出了男人的自私无情。《一面是金一面是铜》中的马三翔，一面为自己留下良好的道德形象，一面在高档小区藏有情人，这种虚伪、自私和阴暗令人发指；《贴地飞行》中伍杰“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地在城市这个巨大的海洋里游泳”，但是他对女性感情的利用和玩弄（或者说相互利用），也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主人公杨粒，背叛妻子小美，还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对小美不忠诚”。尤其是在《贴地飞行》里，好像没太有正面的男性形象。您觉得呢？ 姚鄂梅：写出真实的人性即可，我这样想。我觉得我们必须对虚伪这个词重新定义，如果一个人做不到表里如一，那么正视自己的分裂、虚伪，坦诚地把自己割裂成几个块面，也许反倒是另一种真诚。 中华读书报：《贴地飞行》中人物，也令人过目难忘。杨粒以为简单可爱的妻子小美，却先早欺骗了他，在老家不仅有过婚姻，且还有一个瘫痪的丈夫。而他的好友伍杰，感觉更是一个“渣男”，从一开始就向他灌输如何“找快活”。为什么用那么大篇幅写伍杰的“言论”，而且满口粗话……您是有意塑造这样一个粗鄙的人物吗？ 姚鄂梅：似乎，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军师。杨粒的人生几乎就是被伍杰打开的，伍杰可能不一定意识到自己对杨粒的影响如此之深，但他肯定能感觉到，他在杨粒面前是有优越感的，因为他比杨粒早出来，早得到更多经验。在伍杰目空一切的优越感面前，杨粒自动隐入配角地位，他越是表现得犹豫不定，无所适从，伍杰就越是唾沫横飞，滔滔不绝，似乎不带脏话不足以表达他的自信，以及对他窥破的一切的睥睨。另一方面，也许伍杰自己也意识到，他的生活其实并不像他描述的那样好，所以他的脏话有时更像是在虚张声势。 中华读书报：小说写得非常真实，但是看着也让人寒心，因为到处充满心机和利用：杨粒母亲从农村来，为让亲家“恨天黑”支持儿子投资攀岩项目表现出的热情；袁圆为争取兽医而对杨粒、对园长弟弟的利用；伍杰为帮助亲戚小美对杨粒的利用，小美为有个孩子对杨粒的利用；小美为学到手艺对杨粒母亲的利用；就连没有着力描写的癌症母亲，也有希望伍杰照顾她儿子的利用……总之感觉不是特别充满“正能量”。不知您如何评价？ 姚鄂梅：对我来说，让我去写一篇有喜剧色彩的小说，或者没有悲剧色彩的小说，几乎跟写一篇小说而不动用虚构这种手法一样，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跟个人特质有关，也跟所受的教育有关，在我有限的文学教养里，悲剧、悲剧意识、悲剧色彩，似乎才是正统的文学，才更有力量。不一定对，但它已然成为我的审美习惯。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起名为“贴地飞行”？这个题目暗含了您怎样的寄托？ 姚鄂梅：其实是个很直观的书名，他们活得卑微，但一样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计划，一样在毫不懈怠地努力，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活着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