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潜时我便害怕了。一只脚踩在空桶里，两手紧紧抓住绳子，接近逐渐黑暗的井底时，我看见水泥墙的表面一闪而过的裂缝、蜘蛛网和奇怪的斑点，还看到一只惊慌失措的蜥蜴上下逃窜。地下世界仿佛在发出警告，因为我们把一个水泥管子插入了它的心脏。”（奥尔罕·帕慕克《红发女人》） 古老挖井手艺的缓慢、艰辛和危险，要求相互配合的工人之间具有绝对的信任，水源的稀缺程度也决定了挖井人的重要地位和这项珍贵技艺所带来的权威。这种亲密关系以及它赋予强势一方的权力，以及想要取悦某人而衍生的服从心理，恰恰是一直萦绕在帕慕克心中的主题。 心井幽泉 作者：李婉 帕慕克新书《红发女人》的简体中文版在今年三月由世纪文景出版。在采访中，帕慕克表示，他有意写出了一部很短的小说，用来打破一部分忠实读者的期待。 这部十一万字的小说，从198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掘井手艺写起：父亲意外地离开家庭，少年杰姆为了生计和学业，来到伊斯坦布尔郊区小镇跟随马哈茂德师傅一起挖井。水源迟迟没有出现，杰姆却被帐篷剧场里的一位红发女人所迷住了。 刚开始读小说，我并不理解为何作者执着于挖井师徒的关系，或者“井”这个意象。不过，在仔细的阅读中，我渐渐感受到挖井历程的特殊之处。正如小说所描述的，随着井壁的垒砌不断深入地心，主人公也仿佛是不断接近“安拉和天使的所在”。信念，便是在深渊面前克服恐惧。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60多种语言出版。 近乎完全封闭的黑暗空间，与开阔而凌驾于人类力量的浩瀚星空并置，相互冲撞出帕慕克小说中常见的悬浮、迷惑的感受，那是一种无限接近于真相而又无法完全抵达的奇异体验。正因为这一类比，英国版的《红发女人》封面将井口和星光的形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第二次阅读这本书，我越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幽深地底的孤独和恐惧。井下的人负责把挖掘产生的石块沙土装进桶里，而留在地上的工人会通过辘轳把桶运送到地面。倘若地上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失手，桶突然坠下，必将造成井下工人的重伤甚至死亡。试想，因为土地干旱，极富经验的老挖井人也没法迅速找到水，你们已经挖掘了将近一个月，来到了二十五米深的地下： “下潜时我便害怕了。一只脚踩在空桶里，两手紧紧抓住绳子，接近逐渐黑暗的井底时，我看见水泥墙的表面一闪而过的裂缝、蜘蛛网和奇怪的斑点，还看到一只惊慌失措的蜥蜴上下逃窜。地下世界仿佛在发出警告，因为我们把一个水泥管子插入了它的心脏。” 古老挖井手艺的缓慢、艰辛和危险，要求相互配合的工人之间具有绝对的信任，水源的稀缺程度也决定了挖井人的重要地位和这项珍贵技艺所带来的权威。这种亲密关系以及它赋予强势一方的权力，以及想要取悦某人而衍生的服从心理，恰恰是一直萦绕在帕慕克心中的主题。 帕慕克曾在访谈中谈到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三十年前，他就在自家门口遇到了一对挖井人师徒，帕慕克看到，这位师傅对徒弟十分关照，几乎无微不至，当然，徒弟也必须完全服从师傅的指挥。这种关系无疑与帕慕克自己的人生经验构成了鲜明对比：他的父亲在家里并未扮演权威的形象，对儿子并不多加干涉，甚至常常缺席，完全是一个西化的开明家长。甚至，与书中杰姆的父亲阿肯一样——帕慕克的父亲也曾突然离开妻儿，一个人去别处生活。 帕慕克几乎在每一部小说里都包含着对于父子关系的思考。我们往往看到一个相信阿塔图尔克主义、相信现代价值的父亲，和一个更为贫穷也更为激进的、笃信宗教的儿子，或者反过来——无论是具有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寂静的房子》，还是更加轻快华丽的《新人生》，实际上都写到了两代人之间在政治、宗教信仰方面的种种差异，写到了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以父子冲突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激烈矛盾和幽灵重现般的历史轮回。 “挖井”的意象，也同样指向了小说写作本身。在那段著名的演讲《我父亲的手提箱》里，帕慕克以土耳其谚语“以针挖井”来形容写作。对帕慕克而言，成为作家，更多地意味着耐心和执着，而非灵光乍现的瞬间。说故事人也应当是一个不断累积经验的手艺人。不过，更重要的是，帕慕克充分信赖着他的工作：他相信，他自己的所思所感和斑斓想象，最终不会囿于私人的狭窄领地，而是可以被编织为一个邀请所有人进入的故事，让人们反复地阅读。 如果说，历史学如同地质学的分析，那么将小说的工作比作挖井，便更显得妥帖。历史需要考察前因后果，或者记录层层演进的趋势，而小说则直接掘入记忆中隐而不现的幽暗地带。在《红发女人》中，帕慕克改变了以往语速迅疾、铺采摛文的风格，繁复的叙事声音被更为放松的语调所替代，篇幅不长，却在人心中徘徊不去。 在故事里，红发女人见证了三代男性的人生，正是穿针引线的角色。根据小说，她的形象近似于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笔下的红发女人，但她也令我想起《雪》中的冯妲·艾塞尔，那同样是一个大胆、叛逆的左派分子和戏剧演员，只不过冯妲和丈夫将政治行动变成了真实戏剧，而红发女人的形象则更具有抽象意味：她扮演着母亲、妻子和情人，她也是可以同时倾听和理解两种截然相反的欲望的人。 《红发女人》的最后一部分是女人的独白。她平缓从容的讲述，令我就要相信一切将要豁然开朗；然而，来到小说的结尾，我发现自己被带入了一个更大的谜，甚至想要翻开书再看一遍，以确认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细节。帕慕克成功地将谜底和谜面缝合为一体，让我想到《寂静的房子》里，同样失去了父亲、暑假打工赚钱的男孩麦廷有这样一段独白： “我知道我应该跟她说说我自己，但是越想我就越觉得这个所要说的‘我’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所说的东西就像是一个套着一个的盒子，似乎我的体内一直存在着另外一种东西，也许我本来能够在那些东西之后找到真正的自我并呈现出来，但是我从每个盒子里拿出来展现给杰伊兰看的并不是一个真实、自由的麦廷，而是隐藏着他的另外一个盒子。” 于是，《红发女人》中的持续挖掘与骤然翻转，不仅构成了关于寻找自我的故事，也同样展示了关于写作本身的写作、关于小说本身的小说。小说中杰姆的父亲阿肯、杰姆和他的儿子恩维尔都想要成为作家，正如同帕慕克和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们在写作中不断地成为另一个人，不断地生活在另一个人体内。但正是那强烈的、成为自己的愿望，使小说家不断地讲述别人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