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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颇具象征意味的。据这一概念的倡导者称，它可以避免“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偏狭甚至某种歧视味道，能将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文学创作一网打尽。那么，这一概念面临的风险就是它可能变成“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替换版本，而其内涵和外延并无本质不同。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并不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的总和，它常常遮蔽了中国这一地理或国家范围的其他多语言多民族的文学创作，也常常不包含各种用口语创作的民间文学，除非其获得了一种书面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多民族”与“中国”的转换表明了一种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甚至增加了一种平等的感觉。本文并不拟纠缠于深入的理论探讨，而是想考察在著者能掌握的知识范围内，中国当今所谓多民族文学创作的统一性与差异性，换言之，既然名为多民族文学，就必然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与此同时，这些差异性或特殊性，又必须能做出理论的概括，能找到其相通的面向，即普遍性，作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两者互相依存。 碰巧的是，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后一个王朝是由一个人口远远少于汉族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这一事实可能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影响。不容置疑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它促进了中国境内的语言共同体的扩张，无形中契合了现代民族国家打破区域隔阂、语言统一以便加速市场化的需求。民国和共和国的建立加速了这一普遍性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问题。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并非中国古代“四夷”的自然遗产。显然，作为一个权宜的概念，如果没有所谓不言自明的“多数民族”的存在，就无所谓“少数民族”，因为你可以说壮族、满族、回族等等，他们都是与汉族对应的一个个的民族，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概念，并不能与汉族配对，就是说，这是一个类概念，但却无法归类。在此我们不能深入其中的逻辑讨论，明显的事实是，所谓的少数民族其实是千差万别的，是一个个的具有特殊性的共同体，但在理论探讨中常常要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来使用。 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但同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其中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就是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在全球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浪潮中，中国自不能独善其身。但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又经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国的民族问题又有其特殊表现。毫无疑问，作为社会主义主要价值目标的平等观念中，就天然包含着民族平等的成分。这在理论和政策上都不成问题，但在实践中，却又极为复杂。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再现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既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在这一进程中的共同命运，也表现了各民族所遭遇的特殊情境。这些特殊情境，特别是各民族在面临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等国家建设规划工程时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必然会呈现在各民族作家的作品中。 从19世纪末以来，关于中国处于巨变之中的判断就充斥在各种精英分子的言论中，诸如“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奇劫巨变”等等。这是中国面临西方扩张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的反应。所谓的巨变，除了中国面对西方冲击所导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之外，更是采用卡尔·波兰尼的见解，即现代世界发生了一个根本的颠倒，人类生活被组织进了经济活动中，这在中国的表述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重大变革中，少数民族社会和人民所要遭遇的转变更为巨大，因为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原先基本不以所谓的经济活动，也即生产是为了交换来安排。用马克思主义的措辞来说，他们的生活要“跨越”好几个“历史阶段”，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转变极为艰难。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活动的变化，更重要的，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剧烈变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如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的一体化等。换言之，经济和文化的变迁必须联系政治的变化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 所以，要讨论多民族文学的统一性，首先就会碰到各民族文学存不存在普遍性的问题，而这种普遍性的表现形式与程度如何，也必须加以考量。显然，必须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一样面临现代性的冲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趋于一体化，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越来越呈现一种统一的面貌。在反映中国人命运的共同性上，多民族文学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一种独特的追求现代性的国家建设模式中，文学生产也被纳入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机制，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确定，从风格基调的规定到具体创作方法的指导，决定性地将所有民族作家的创作都吸纳为一种普遍性，用某一特定时期的流行话语来说，这就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在共和国前三十年，整个国家的主旋律无疑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建立在城乡二元分割与工农剪刀差基础上的经济建设，而在文化领域则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所以在那个时期，虽然也偶然有些小小的异端，如所谓的“百花文艺”、写中间人物等等，但总体而言，围绕着所谓阶级斗争来进行文艺生产成为金科玉律。这在各民族文学中都不例外。以土改题材小说为例，经典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都设置了一个几乎一样的叙事模式，即中国的土地改革是由上而下有意识有步骤地发起推动的，这就注定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工作组，成了这些小说中最核心的能动者。这一叙事模式显然又与一个更大的叙事联系在一起，即现代的革命、启蒙和大众动员，在少数民族作家笔下，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叙事，如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和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其核心情节，也是工作组进村，由此推动故事的发展。深入这些土改小说的叙事内部，会发现在这些作品中的真正的脉络机理，是阶级斗争，小说里的人物都按照他们的阶级身份行动，贫穷的农民、牧民和农奴等一定是站在工作组一边的，而地主、领主、牧主等当然是对立面，拼命阻挠破坏工作组的计划和行动，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从大的格局来说，这些作品确实都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叙事，虽然被包装在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语言中。 如果说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中国的多民族文学整个笼罩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中，从而获得了一种空前的普遍性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多民族文学的普遍性的体现则要复杂得多。有些作家沿袭原来的思维模式，通过与官方正式的话语保持一致表现这种普遍性，如用母语藏语写作的著名藏族作家端智嘉，在1980年代初期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就基本没有逸出当时意识形态的轨道。他在描述传统村落矛盾冲突的《牛虎滩》（这个地名本身，相当程度上就是广大的中国山村的反映，并不是藏族地区特有的，牛与虎的冲突在偏僻的其他民族农耕山区同样存在）中，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充满了新的意识形态想象，即“走向富裕”和“四化建设”，这当然是全国共有的普遍性话语。与这种乐观的甚至是过于乐观的想象相比，也有的作家看到了或预料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是一把实实在在的双刃剑。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所书写的草原面积缩小、草场退化、野生动物减少，阿来和乌热尔图描述的森林的消失和狩猎生活方式的难以为继，正是当今环境污染和恶化的征兆。虽然披上了独特的地方性的外貌，但这与其他各民族作家的描绘基本一致，如陈应松、张炜、张承志、莫言等，都反映了类似的现代进程，从而构建了另一种普遍性话语，正好与那些为新时代的发展理论和意识形态鼓吹、辩解或图解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意味深长的是，伴随着经济生活向纵深的发展，以及“民族的就是阶级的”政治紧箍咒的松动，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思潮几乎同时，在中国多民族文学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思潮，其中也包含了许多作家自觉不自觉地书写民族或地方特殊性的作品，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描述主要侧重于各民族和地方的文化的方面，但我们从那些对于已经逝去和即将逝去的特殊性的描绘与想象中，还是能感受到那种浓郁的怀念与惆怅，也能感受到其中蕴涵的丝丝缕缕的愤懑与无奈。 对独特的风俗风情风物的“奇”“异”色彩的描绘，常常是文化和文学特殊性的最浅显和最初的表现。如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普遍性话语的文学呈现，但其为了体现南方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就在小说中植入了一些奇风异俗，包括南方独有的植物，如村头的大榕树等，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具有文化意义的行为习惯，如妻子婚后几年不落夫家，三月三歌会等。壮族作家黄佩华也常常在其作品中描绘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自然少不了对其风俗风物的描画，河流、水牛、魔公（又称为道公、师公等，相当于一般称为“巫师”的类神职人员）、故国传说，也就常常成为其作品的主角了。同理，对东北即将消失和已经消失的森林及其狩猎生活的描述，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情状的刻画，也常有某种猎奇的可能性。 由于汉语及其相关表达在中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所以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常常被奇异化，这一点在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笔下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藏语作家端智嘉的许多作品都处于一种矛盾的情感中，一方面，他强烈地认同藏文化，坚持只用藏语写作，同时，他又在作品中时而明显地或强烈地，时而委婉地或微妙地将本民族的文化中某些成分当作糟粕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不免造成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误伤。他的小说《被霜摧残的花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篇被汉语文学界和知识界严重低估的作品，作家在1980年代初就采取了当时极少有人采用过的多叙述者叙述，并且在其中充满中国作者和读者很少知晓和理解的不可靠叙述。由于这不是本文的关注点，所以就不多谈，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问题上。小说主要是围绕女主人公兰吉的悲剧命运展开，表面上具有非常强烈的启蒙色彩，其内涵又极其复杂隽永。才让和兰吉本是一对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的恋人，可是却被各种力量拆散，先是兰吉的父亲逼迫自己女儿跟才让的哥哥仁佑结婚，因为两位父亲曾经为他们指腹为婚，而且长子有继承家业的责任和义务，按习惯应该先结婚。这是作品最明显的指责藏家习俗的地方，受过教育的才让因此把悲剧的原因说成是父辈受“封建思想的禁锢”。后来兰吉在仁佑和拉姆的帮助下摆脱了包办婚姻的障碍，离家去寻找自己的爱人才让，却又落入了命运的另一个陷阱。虽然作品最后留下了一个温暖的尾巴，但整个作品充满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感觉。按照几个性格各异立场不同的叙述者的讲述，造成兰吉和拉姆有情人无法成眷属的原因除了长辈的“封建思想”外，也在于周围人的各种思想和行为错误，如拉姆和仁佑的好心办坏事、冷智的阴谋破坏等，更由于叙述者没有意识到的自己思想中存在的按当时的习语可称为“封建思想”的东西。兰吉在前去寻找才让的路上被一个口蜜腹剑的男人强奸了，她自己的用词是“无耻”“污垢”“玷污了我圣洁的青春之花”“我无脸去见才让”“在伙伴们那里也不会有勇气抬起头来”，救了兰吉的尼姑卓玛将夫妇和情人间的情爱称为“甜蜜”“幸福”，而将兰吉的遭遇视为“玷污”。其实这并非人类道德的高贵，“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是狮子的行为准则，但就是狮子恐怕也不会认为母狮曾经有过性经验就是身有污垢，马上贬值了。从中可以看出，真正让兰吉受到伤害的并非那个披着羊皮的狼的强暴，而是生活中以伦理道德的形式内化在人们意识里的话语暴力。这一点甚至以一种隐晦的形式深藏于整篇小说的叙述语言里，特别是最重要的叙述者才让的语言里。小说却通过受过所谓新思想教育的才让将摧残兰吉的寒霜凄雪指认为“可恶的旧俗”，并且将其作为藏族的规矩来看待。这当然是一种误会，指腹为婚在汉语社会中也存在，父母包办子女婚姻也长期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人类的传统，自由恋爱结婚是现代市民社会兴起以后才出现的理想。也许只有长子继承父业勉强算是藏族的一种传统，一般汉人家庭讲究“树大分丫”，大的儿子常常另外成家，小儿子继承家产。但这在小说里并非兰吉被摧残的根本原因。 所以，吊诡的是，这些对特殊性的描述常常与对普遍性的追求相互强化，两者本应出现的激烈碰撞却变成了一种欲拒还迎的缠绵与暧昧。阿来是另一个相映成趣的例子。他是一个强烈的追求普遍性的作家，却被包裹在藏族代表作家的独特性外壳中。他描述宗教的衰微，神灵的远遁，世俗化的不可抗拒，大一统的必然胜利，在他笔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铁疙瘩融化了，万事万物都尘埃落定了。但他又试图挽救一些逝去的记忆，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狩猎生活的趣味，血亲复仇的快意等等。他对自己身份的流动性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在面对宗教传统意味强烈的藏族社会时，他常常表示自己是嘉绒人，而嘉绒是由于行政需要划定为藏族的一个分支的，至今存在争议，当然许多藏族人并不认可这一点；而在面对西方知识界和社会时，他又宣称自己代表藏族，不然你说自己是嘉绒人，普通外国人会莫名其妙。换句话说，对藏族人而言，嘉绒代表的是一种特殊性；而对西方人来说，藏族代表的也是一种特殊性。而在后现代主义和解构的视野里，非本质化的身份的滑动正好消解了这种普遍与特殊的二元对立。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当代多民族文学中，对各民族文化传统与当今现状的认识其实有两种互相抵触也互相补充的态度。正如端智嘉《被摧残的花朵》里，彭措老人借所谓博学之人的口说，当今社会乃是浊世，儿女也不听从父亲的安排了，而兰吉却认为现在是新社会，个人应该有支配自己生命的自由。宽泛地说，有些作家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成一种较好的至少是适合自己民族和地理环境的选择，如乌热尔图所描述的鄂温克猎人的生活。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森林面积的减少以至于消失，这一民族的传统的驯养和狩猎生活已不存在现实基础，但是，游猎的生存方式基础上诞生的价值观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如公平分配、没有私有财产观念等。张承志、郭雪波等人所描绘的草原与游牧生活同样具有独特的价值观，也都面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的巨大压力。这些作品充满了挽歌的色彩，那些特殊的生活形态在现代一体化的挤压下连苟延残喘的空间和机会都没有了。与此同时，另一些作品甚至同一作家的另一些作品里，却可能对那些已经消失或行将消失、也可能还残存甚至具有生命力的旧习，也即民族的特殊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从别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和理解。如李乔在《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中，就用所谓先进和落后来区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如彝族，那些表述有时候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内地人民已经过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幸福生活了”、“不到内地参观，实在不知道自己落后。好些汉人耕田种地用拖拉机，收获庄稼用机器，我们天天使的还是那把烂锄头，那把生锈的破镰刀”、“各民族要摆脱落后状态，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这里面既有所谓代表先进者的傲慢，也有所谓落后者自身的认知，恰是在那些对落后状态感到害羞的人身上，体现了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谓的“保持认同”与“追求先进”的矛盾与撕裂。这里，保持认同即是认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追求先进自然是将某一本身也是一种特殊性的东西当成普遍性来对待了，这才产生了落后的说法。 回头来看，如果说各民族的特殊性具有政治和文化上的价值，那么一体化和普遍性的扩张对保持这种特殊性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对这种压力的回应与评价却表明了当今多民族文学在价值观和认识论上的多元性。如前所述，如果将民族的特殊文化表现当成落后的东西加以贬斥，就必然是以一种被视为普遍性的价值为参照系的。比如宗教的衰落，其实是以世俗化去魅化的扩张为对照的。对这一事实本身，无论持何种立场的人都会承认，但对这一事实的评价却就常常相反了。如阿来就对非宗教化持肯定态度，在《大地的阶梯》里他就明确宣布了偶像的黄昏。而张承志恰好相反，他在一个信仰贬值的时代反而强烈地认可和传播宗教的价值。在此我们无法深入此一问题，但其中确实深蕴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互相反转与依存的奥秘。 …… 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