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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独逸文坛六大家列传》到“德意志文豪” 歌德真正以较为丰满的文学家形象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始于1903年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关于此书的来历，研究者多沿袭阿英1957年为纪念歌德逝世125周年而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关于歌德作品初期的中译》，称译者赵必振所依据的材料是“日本大桥新太郎的编本”(阿英7)。由于阿英在学界的影响力，这一说法流传甚广，转抄者对“编本”的说法大都未加考证(杨武能353)，转引时将大桥新太郎写成该书作者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但这一说法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大桥新太郎(1863-1944)其实是日本近代实业家，作为家中长子，他早早就接手管理其父创立的博文馆，并将家族产业拓展到多个经济领域，成为实业巨子。在他主持下，博文馆顺应时代潮流，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文化著作和多本畅销杂志，其中廉价丛书“寸珍百种”的第24编为《独逸文坛六大家列传》，“独逸”就是“deutsch”(德意志)一词在日语中的音译。从书中署名来看，该书实际上由涟山人(岩谷小波，1870-1933)与雾山人(真名不详)二人共同编撰而成。该书中文译者赵必振(曰生)是旅日学者，湖南常德人，留学日本时曾大量接触西方现代思潮，1903年初翻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第一次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社会主义理论，此外还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等著作多种，为现代西方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贡献。 《独逸文坛六大家列传》出版于1893年3月，也是日本最早系统介绍歌德生平的著作。此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已进行了25年，日本朝野上下励精图治，福泽渝吉等人又努力鼓吹“脱亚入欧论”。力图使日本摆脱中国的影响，跻身于西方现代强国之列。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1871年完成统一后迅速崛起的德国就成为日本学习的重要榜样。受此影响，日本编者为《独逸文坛六大家列传》所撰写的前言也颇有以德国文学崛起为榜样、为日本崛起张本的意味。该前言首先将马丁·路德翻译《圣经》视为“德意志文学之萌芽”，将此后出现的“宗教的社会的诗歌小说”视为“德意志文学隆盛之第一期”，写到此处，文中陡然笔锋一转：“虽然，其时所有之著作，概自他国而翻译之者(法国尤甚)，未足以见德意志固有之风俗人情也”(涟山人，雾山人1；赵必振1)。换言之，此时的德国文学还只是翻译和模仿他国，算不上真正的德意志民族文学。这是一种先抑后扬的手法，意在烘托出书中随后出场的核心人物——“六大家”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文中随后写道：“至于十八世纪，科洛列斯托科、乌拉度、扑希科、威陆特陆、可特、希陆列陆六大家起。乃专致力于斯道。以振兴德国文学为己任。是为德意志文学隆盛之第二期。”(同上)赵必振当年从日语转译的人名与今天的译名出入较大，让研究者大为头疼，其实日文版插页中附有“六大家”的画像，他们就是克洛卜斯托克、维兰德、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日本编者的一些按语细读起来颇有深意，例如书中说“科洛列斯托科氏与乌拉度当全国心醉于法国文学之时，乃共披荆棘闯荒芜，以真挚严格之笔[……]除狼鄙之法国文学[……]暗谋德意志文学之独立。”(同上)此段文字颇有以德国文学自况，为日本挑战中国文化宗主国地位张本的味道。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读到此处，难免会联想起千余年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强大影响，因为历史上的日本是以华为师，文学也是建立在翻译和模仿中国文学的基础之上，直至此书出版前夕，日本才开始决心“脱亚入欧”，意图摆脱“老大之中国”的影响，暗谋取代中国成为东亚霸主。在这种氛围中，《独逸文坛六大家列传》的编者采用“春秋笔法”含沙射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文版《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上海作新社出版，目录页又题为《德意志先觉六大家传》。“文豪”与“先觉”的差别体现了译者和编者对歌德等作家形象在关注角度上的差异。书中的《可特传》堪称中国学界系统介绍歌德及其作品的开山之作。该书首先以史书中“列传”的形式介绍了歌德家庭出身及早期的文学作品，接着介绍了歌德1770年后到斯特拉斯堡继续求学的经历，称歌德在赫尔德启发下“乃大悟国风俚歌之可贵”，“又自文学上而博闻有益之卓论新说更大发达其诗想”，得益甚多(赵必振59-60)。随后，该书介绍了歌德的《葛兹》，称“此著既出，世人皆争读之，有一时洛阳纸贵之势”。于是，“氏之声名，铮铮喧传于江湖”(赵必振61)。接下来便是介绍不朽名著《乌陆特陆之不幸》，即《少年维特之烦恼》。编者不仅详细介绍了此书的情节和成书过程，而且介绍了此书所引发的“维特热”：“此书既出，大博世人之爱赏，[……]青年血气之辈，因此书而动其感情以自杀者不少。可特氏之势力，不亦伟哉”(赵必振62)。这也是中国读者首次读到关于《维特》一书和“维特热”的介绍。在随后几段中，《可特传》介绍了歌德到魏玛后的经历和文学创作道路，如《意大利纪行》(今译《意大利游记》)、《植物之变形》(今译《植物变形论》)、《狐之裁判》(今译《列那狐的故事》)等作品的诞生。歌德在魏玛的巅峰时期无疑是与席勒订交的十年，《可特传》不惜笔墨对此进行了重点介绍，书中称席勒为歌德“平生第一之益友”，并用“比兴”的手法写道：“金以炼而益光，玉以磨而愈粹，二氏之进步，于此时愈为精励”(赵必振69)。《可特传》最后一段介绍了歌德晚年的名著《列乌斯托》即《浮士德》，称“学者一生之事业，或迷于情，或走于利，千辛万苦，乃达真正之幸福。以自家之经历，混和以哲学的之理想，而达于愉快之境，实为一种警世之哲学云”(赵必振73)。 与今天的文学家传记相比，《可特传》的特色在于将歌德的创作生涯与德意志民族文学的振兴结合起来，紧扣“文豪”诞生和崛起的历程，罗列了歌德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第一次真正树立起“德意志文豪”的形象，对清末歌德译介小高潮的到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结语 从“诗伯”到“名哲”，再到振兴国运的民族诗人和美育的典范，晚清学人所塑造出的歌德形象无不承载着接受者的人生理想和宏伟抱负。东邻日本虽然较中国更早树立起“文豪歌德”形象，但也仍把歌德与“独立”“振兴”的时代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这样一种“文学兴邦”氛围的影响，1902到1911年间，马君武、鲁迅、仲遥、苏曼殊先后投入歌德译介工作，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歌德研究热潮。根据马君武记述，他在1902至1903年留日期间翻译完成了《米丽容歌》，后发表在1914年刊印的《马君武诗稿》中。但学界对这一译作是否如阿英所述具有“首译”的意义仍存争议(卫茂平66)。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其中提到了“瞿提”建“形蜕论”：“瞿提者，德之大诗人也，又邃于哲理，[……]著《植物形态论》[……]谓为兰麻克达尔文之先驱”(11-12)。歌德在这里俨然是一位自然科学家的形象。此后，鲁迅又在《摩罗诗力说》中将歌德誉之为“日尔曼诗宗”，并谈及他所著“传奇”《法斯忒》(《浮士德》)(68)。稍后，仲遥在《学报》1908年第一卷第10期上发表的《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一文中概述了歌德的成就：“哥的(Goethe)及西鲁列尔(Schiller Friedrich)两氏同为德意志新派文学之先登大家。德意志文学能称霸于当时全欧者。皆两氏之赐”(8)。从文中“先登大家”“称霸全欧”的说法可以看出，《六大家》一书仍然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1910年，苏曼殊也译出了歌德的诗作《沙恭达纶》(Sakontala)。以上著作共同构成了清末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歌德接受的小高潮，成为20世纪随后几次歌德译介热潮的先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