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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国维笔下的美育典范“大诗人哥台” 在晚清国势颓衰之际筚路蓝缕、将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大学者中，王国维的贡献最为突出。早在1900年夏，他就已经在翻译德国物理学家海尔模壑尔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今译赫尔姆霍茨或亥姆霍兹)的著作时，顺带翻译出了其中引用的《浮士德》诗句，就作品刊行时间而论，甚至还早于辜鸿铭翻译的《自强不息箴》。此后他还在《教育世界》上刊发《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和《格代之家庭》进一步介绍歌德。因王国维在主编《教育世界》时文章多不署名，以致上述文献的作者长期没有定论，但王国维研究专家对此已有考证，从《教育世界》撰稿人的背景，相关著述的风格、内容来看，两文作者亦为王国维无疑(王国维1993：435)。 王国维的《势力不灭论》译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此时王国维正供职于上海《实务报》并开始学习日文、英文，大量接触到西方科学著作。该译著原署“德国海尔模壑尔兹著，英人额金孙英译本，海宁王国维重译”，编入樊炳清辑《科学丛书》第二集，并发表于1903年《教育世界》。事实上，王国维在转译时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因为其译文原本来自赫尔姆霍茨的一次科普讲演《论自然力的相互影响以及相关的最新物理学探索》(1854)，英译者为泰达尔(Tyndall)教授，而《势力不灭论》对应的则是赫尔姆霍茨的著名论文《能量守恒论》(1847)，英译者才是王国维所说的额金孙(E.Atkinson)(梁展13)。译著涉及歌德著作的段落如下：“夫古代人民之开辟记，皆以为世界始于混沌及暗黑者也。梅斐司托翻尔司Mephistopheles(德国大诗人哥台之著作Faust中所假设之魔鬼之名)之诗曰：‘渺矣吾身，支中之支。原始之夜，厥斡在兹。厥斡伊何，曰闇而藏。一支豁然，发其耿光。高严之光，竞于太虚。索其母夜，与其故居。’”(1997a：36)这段译文虽然短小，但却是迄今所知最早刊印的歌德作品片段，而且王国维以四言古诗格律将其译出，独具一格，堪称弥足珍贵。 1901年，王国维因病中断留学从日本归来后，开始潜心研究西方哲学和美学，尤其是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的著作。1904年3月，王国维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第70号上刊登《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一文。一开头就写道：“呜呼!活国民之思潮、新邦家之命运者，其文学乎!十八世纪中叶，有二伟人降生于德意志文坛，能使四海之内，千秋之后，想象其风采，诵读其文章，若万星攒簇，璀璨之光逼射于眼帘，又若众浪搏击，砰訇之声震荡于耳际”(1904：57)。而文章结尾又写道：“嗟嗟!瓦摩尔之山，千载苍苍!莱因河之水，终古洋洋!惟二子之灵往来其间，与星月争光!胡为乎，文豪不诞生于我东邦!”(1904：60)此处，王国维是有感而发。他从其教育理想出发，真心希望文学在中国也能够发挥起开启民智、振兴国运的作用。他在文中尤其对歌德的诗歌创作成就赞扬有加：“格代，诗之大者也!如春回大地，冶万象于洪炉。读其诗者，恍见飞仙弄剑，天马脱衔：[……]格代之诗，诗人之诗也”(1904：58-59)。有趣的是，王国维虽对歌德诗歌如此推崇，“大诗人”形象在此也呼之欲出，文中却偏偏没有细谈歌德的创作生涯，甚至没有举出任何一篇歌德的作品，反倒是席勒的戏剧《阴谋与恋爱》《彤加洛斯》在文中得以留名。 1904年8月至9月，王国维又在《教育世界》第80、82号发表《格代之家庭》，讨论了家庭教育对歌德的影响，称“格代诗才之敏赡，得自乃母”(1993：304)。歌德之母在文中也被塑造成文学女性形象，例如歌德母亲临终所作之歌被王国维用离骚体译得文采飞扬：“胡仙乐之琅琅兮，导神魂以飞扬!吾将逐遗响而任所之，归我白云之故乡!”(1993：305)然而，王国维在该文中依然没有引用歌德作品，只是提及《海尔曼叙事诗》“即隐述家庭情事者”，以及《野蔷薇》《法斯德》(即《浮士德》)也有歌德人生经历的影子(1993：304)，但这都算不上对作品的正面介绍。王国维一再撰文对歌德推崇备至，却又连一句歌德诗作都不引用，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王国维真的看重作为“大诗人”的歌德吗?将《德国文豪格代希尔列尔合传》与《格代之家庭》两文结合起来阅读，这一疑问似乎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前一文章结尾，王国维曾大发感慨“胡为乎，文豪不诞生于我东邦!”(1904：57)而后一文章的开头则隐然就是在回答“文豪如何才能诞生”的问题。王国维写道：“此旷世奇才不易得。虽然，苟一观其幼年事，则又未尝不叹家庭教育之功用至宏且远也。”(1993：302)王国维的教育思想源于1901年之后对西方哲学、教育学的研究，特别是康德哲学和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思想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因此提出了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思想：“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1997c：58-59)。后来，王国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智育、美育、德育、体育的“四育”思想，其中“美育”在中国教育界是首次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肖朗47)。而贯穿《格代之家庭》的正是王国维的“四育”思想。王国维文中尤其关注歌德23岁前所受的家庭、学校教育，从中可以看出对歌德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母亲的熏陶、父亲的传授、对个人兴趣的广泛培养和对情操的陶冶，其中对情感的培养即美育又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王国维越是颂扬歌德的伟大，就越是可以借“大诗人格代”的名气传播自己的美育思想，宣扬他所看重的西方美学教育理念。而歌德的文学作品内容则反而无暇顾及了。 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也提及“格代”与“法斯德”，称其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并称“宇宙之大著作”，并说：“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特》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特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1997b：9)1907年，他在《教育世界》第143、144号连载《脱尔斯泰传》时，再次称“以为文学家，则惟琐斯披亚、唐旦、格代等可与颉颃”(1993：322-323)。总体而言，王国维对歌德的兴趣似乎始终只停留在极度的推崇上，而这种推崇又往往是为拔高另一阐述对象而服务。但无论如何，王国维对歌德的大力推崇都对后世的歌德接受史产生了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