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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新话》:自由自在的学术范式 《杜诗新话》渊深隽永,但释义简明,适合不同知识程度者阅读。《游龙门奉先寺》是《杜诗新话》第一篇,作者开篇指出《新话》之纲领,如同《毛诗序》系于《关雎》篇:“论诗之要,在于先入其境。入其境而玩索之,出其境而品评之,则必能搔着痒处,而免遭隔靴之讥。作诗忌境隔,评诗忌隔境。原诗本隔,而强使之通;或原诗不隔,而解之使隔,皆解诗之大病。”许永璋本是杰出的诗人,因此能从自己作诗的体验出发,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解诗方法,以追求“诗境”为旨归,以“不隔”为原则,同他数十年前《诗词备课笔记》中提出的“诗是讲意境的”精神一致。 许先生是桐城学人,深于文章之法,运用于诗歌的解读之中,对于发掘杜甫的文学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为《杜诗新话》的一大特色。秦观云:“杜子美长于歌诗,而无韵者几不可读。”历代学者对《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用散体写成的诗序评价不高,但许先生认为,“诗人运用诗的语言,以简驭繁;创造诗的境界,曲折见意”,先将诗序按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逐层、逐字解说大义,之后指出“最能全面深刻理解诗序的,要推桐城方东树”。沿方氏《昭昧詹言》所示,以推求“诗境”为目标,并明确了解读这篇序言的三个原则,强调“神妙的作品,是相通而不相隔”,认为《诗序》之特色是“序中显境,断处传神”,接着将全诗分为四个层次加以品评,实际上是以文章法来解诗,从而达成了诗意显豁、诗境鲜明的目标。 总的来说,作为一部完整的杜诗学著作,是书有以下特点值得肯定。 明于“义法”,运用了独特的撰著结构和研究范式。古人著书最讲“义例”,实已涵括全书之匠心。《杜诗新话》共选诗81篇(组),显然在结构上受到《老子》的影响。许结、许永璋曾合著《老子诗学宇宙》一书(黄山书社1992年版),是书贡献有二:第一,首次系统地将《老子》81篇五千言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对其进行了深入、新颖的研究;第二,以“诗学宇宙”为题,系统勾勒《老子》一书的理论价值,展示了作者博大的学术胸襟和勇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勇气。缘此,《杜诗新话》以81为数,远宗《老子》,又有自成范式之期待。宋元以降,直至明清,有所谓“五百家注韩愈,千家注杜”的说法,研究杜诗之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注释、评点、选本等各种形式应有尽有。与《杜诗新话》之结构精心设置相对应的,是在具体撰写上的安排。《小序》云:“拙作系取少陵之诗而和其韵以评其诗,且缀论说于诗后。是作也,既异于诗话之芜杂,亦殊于绝句论诗之成套”,作者是严格地步韵评诗,再加以论说,与传统的诗话和论诗区分开来,坚持独抒己见的原则,“余之解杜,仅书一得之愚,不敢自矜其是,更不俗强人同己”。桐城方苞论文首重“义法”,81之数已契合于“言有序”,若在当代学术语境之下来论“言有物”,摈弃过去程式化的格套,在解读上推陈出新,贡献“一得之愚”,是其必然的追求。 以“心律”说“诗律”,实践“主情”的说诗方法。“心律”本是一个现代词语,作者在解诗中多次用到,如《白帝城最高楼》“此诗系拗律,正是杜公此时的心律反映”,《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晚节渐于诗律细’的圣手之所以使音节不谐,乃欲于拗中取峭,以表露其不平之心律”,杜甫娴熟诗律,且富于变化,能够随着情感的起伏而使用不同的格律,实际上是让“诗律”为“心律”服务。《杜诗新话》始终将诗人放在第一位,从诗人的情感出发解读诗作,再如说《宾至》“(前引朱瀚评语)此仅就篇章结构而言,而未知心律寓于诗律之中:次联、腹联,皆愤激之语”,实则已跳出诗律来评诗。总体上讲,作者十分重视诗人的情感,这一点在步韵和诗中有集中体现。《琴台》原诗曰:“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仇兆鳌注引黄生曰:“此诗低徊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实讥世俗之好德不如好色耳”,和诗却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加以歌颂:“茂陵天纵后,自有卓文君。昔日琴台雨,当年酒肆云。琼楼连玉宇,宝靥曳罗裙。四海求凰意,凤声千载闻”,并特别指出,“黄评腐气太甚,与仇注同出一辙。好色与好德之极致,均为大雅,《关雎》列国风之首,指向甚明。孔子曾以好德与好色并列,若两好均臻其极,固未可有所抑扬”,不因“好德”来否定“好色”,并将两者之极致并称为“大雅”,且不分轩轾,只能说作者将人的情感放在了第一位,至德之人何尝不是至情至性之人! 在简洁的行文中,拈出大的诗学问题,给读者以极大启发。如在简单讲解《江涨》一诗后,作者笔锋一转,挑出“关于佳句之形成以及佳句在佳篇中之建构关系”这一问题来加以论述。首论佳句在五言长短律中的异同:简明指出佳句在“五言八句短律之中,仅能起点化作用”,详论“鸿篇钜制中之佳句,则不仅可助排比铺陈之功,且可成意匠经营之境”,并以《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为例,点出佳句带来的八重境界。然后,他特别指出:“以上诸境界,皆产生于意匠惨淡经营之中,错综于排比铺陈关键之内,撑起气势,荡漾情韵,构成长律之整体,可见佳句寄托于长律之中,实与短律殊致。”再论佳句在五七律中分布的异同:“惊人佳句,往往见于五律之中,七律中则未之突现,其故维何?”在分析诗歌发展历史之后指出,“七言律创始于唐,成熟于杜,杜之七律名篇如《蜀相》《咏怀古迹》《登高》《秋兴》等,均造极之作,然不能从中撮取一联以惊人。盖七律主气势,故有篇而无句;五律主情韵,故篇中每有灵犀之发光点”。篇、句之关系是中国诗学中的大问题,而杜甫恰又以“为人性僻耽佳句”为世人所知,作者在论杜之中解决这一问题,无疑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又如《南征》诗,作者指出,“此诗在抒发政治于生活上的痛苦,尚能为人理解;而其在诗论上的重要性,却素为人所忽视。……从未有人注意到《南征》是其诗论的组成部分,更未有人意识到此为诗论的立论基点”,可见《南征》一诗的重要,“此诗系杜公生命与诗歌创作均即将结束之前所发出的不平之鸣,应是最全面、最真实的反思结果。因此,我们研究杜公诗论,必须从此基点出发,重新认识,重新作出判断”,这一点对于研究杜诗是极为重要的。 以上仅从大的方向来论,实际上,《杜诗新话》精彩纷呈,新见迭出,常能让人耳目一新,且能读出作者在撰写时的自由自在之感。认识这部书的价值,要从作者的写作心态入手。据其自序,《杜诗新话》草创甚早,遭乱被毁,今所见文字皆晚年所撰。形式自由、观点明确、爱憎分明、勇于立论,不和稀泥,无乡愿之弊,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牵绊,由此故可保证《杜诗新话》能在当代杜诗学著作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杜诗新话》既是一部选本,又以和诗、评说作为研究,选本的理论价值与和诗的文学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值得读者重视。 《诗词备课笔记》《杜诗新话》整理后,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命名为《许永璋先生说诗》。《诗词备课笔记》包括诗、词两体,词是诗的变体,又称“诗余”。《许永璋先生说诗》一书以《诗词备课笔记》《杜诗新话》为主体,另有《读唐诗偶笔》《唐代律诗研究五题》两篇短章选入。为更好地理解许永璋的诗学思想,附录了他抗战期间编撰用于鼓舞士气的《从军乐古诗选》,以及晚年自选诗集《一炉诗钞》。《许永璋先生说诗》一书的整理,必能进一步完整认识许永璋以及20世纪桐城学术的成就。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