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方法而言，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实际上是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引向了哲学研究的世界中，并试图通过经验、体制等概念范式对其发生、发展过程进行阐释。但即使是哲学，也必须区分欧陆“高深理论”传统与英美的“文学哲学”传统，二者在伊格尔顿的论述中是分开进行的，对此他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他打比方说，欧陆理论家是“穿衬衫必敞领口”，英美理论家则“任何时候都系着领带”，前者自由大胆、充满批判性，后者成熟严谨。 一方面，作为社会辩证法的继承者，伊格尔顿在揭示文学独特性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揭示这个独特化过程的政治性，这种来自正统批判理论的力量在第一章对神学唯名论的讨论中就已经跃跃欲试。“将本质或者共性清除出去，就可以软化该物质，进而令其更驯服于力量的支配。当然还有更加进步的反本质主义形式，只是其拥护者通常未能意识到，这个信条其实也能服务于人自身统治的合法化……就像弗朗西斯·培根所认识到的，对万物的真正控制包括对其内在属性的知识化掌握，但这和尊重事物的特殊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使用价值是相悖的。”该理论最早出现在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批判中，后来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中达成了共识。同样，结合18世纪与19世纪文学独立化的进程，人们会发现同样的规律，当不同类型的文学体裁，尤其是它们的创作者联合起来，用“文学”和“文学性”这个名字站在资产者的一边去对抗贵族时，他们就拥有了短暂的、假冒的自由，但当资产阶级建立统治，不再需要通过文学作品来建立自我认同和安慰的机制时，那些被抛弃的作家和艺术家不仅失去了自由，而且失去了他们的艺术。 文学本身不具备辩证机器的动力，因为文学家总是单方面地试图成为唯名论者，让文学家接受抽象总是艰难的，感官特殊性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呼吸一样，是一种本能，也是文学的本质，而认知能力不过是偶然的补充，所以资产阶级的“趣味”概念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不需要在创作时考虑的事，至少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艺术家而言，它们不太重要。 当然，这些都仍然是在社会历史的范畴内的思考，对伊格尔顿来说，在《文学事件》中更重要的是能用一种确定的、可以科学分析的方法去单独看待文学本质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伊格尔顿自己可能仍然重新陷入了社会批判理论所批判的那种方法，为了得出答案而设立问题。为此，他走向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性”理论，用以解决本质主义与随机性之间的两难选择，并试图用这种“更温和的本质主义”来从实际上捍卫文学。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谈到的“家族类似性”理论建立在对游戏共同性的讨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游戏之间没有共享成分，人们在游戏时拥有的是“某种交叉重叠的相似性的复杂网络”，同理，“文学性”也可以用这种重叠的相似性关系来进行限定，通过文学的对立范畴，人们就可以获得文学的范围，但什么是文学的对立面这个问题仍然难以确定。“文学的对立范畴可能是事实性、技术性或者科学化的写作，可能是那些二流的，或是未能激发我们想象力的写作，抑或那些并未从‘文雅’或上流圈子里衍生出来的文字，或是那些不能向我们透露神性的作品，如此等等。”伊格尔顿意识到，首先用来确定相似性的范畴必须是有意义的、决定性的，只有同本质性的范畴相似，才能说明对于这个家族的附属，但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性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事实，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文学不是由事物或感情而是由词语制造的，故将其视为作者心灵的表现乃是一个错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至少在1983年，伊格尔顿对“文学性”的判断仍然在于其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他在新的探索中则更多希望看到某种更协调的状况。困境并没有得到解决，不过伊格尔顿稍微妥协地走向了动态化，他之所以亲近了“家族相似性”理论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分析，而是一种持续的介入。“家族类似概念本质上是动态的，就是说它自带某种扩张与变形的能力。这也是一些保守派批评家对它保持警觉的原因之一。”这样一来，文学性的概念就得到了扩容，它不再是一个严格限制在经典体系下的创作风格，而允许自己的边界随着文学事实而动摇。在这个立场上，伊格尔顿同《什么是文学》的作者萨特达成了共识，尽管在其他问题上二者可能是分道扬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