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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换称现象看借词的理据性
摘 要：对于外来借词，特别是音译词，传统看法认为没有什么理据可言。我们认为，汉语词汇在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上具有极强的理据性，这一观念不仅适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汇，而且适用于外来借词乃至专有译名。本文引用英国剑桥大学Ghil’ad Zuckermann博士最新提出的FEN理论对汉语外来译名进行分析，由译名换称现象考察借词的理据性。首都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 方欣欣 关键词：换称现象，理据，外来译名，借用 一、换称现象与理据性 “换称现象” （antonomasias），或者译作“避免直称法”，指在翻译外来事物名称时，不采用直接音译法，而是选用富有一定理据意义的翻译方法。 北师大中文系文字训诂学家王宁教授强调要重视汉语词汇的理据研究，这首先暗示我们汉语词汇在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上具有极强的理据性。我们认为，这一观念不仅适用于古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汇，而且适用于外来借词乃至专有译名。由于汉语的特点是“语位的顽强表意性”[1]，因此，在音译词中，本来是只借用汉字之“音”，不借汉字之“意”，但是其“意”不招自来，甩也甩不掉。因此，很多音译词到了汉语中之后，会引起“意义增值”。如果用“语位”的理论来解释，则是因为源词在源语言中是一个语位，而音译至汉语后往往会变成多个语位[2]，自然会引起“意义增值”[3]。这类现象多出现在与商品有关的事物上，例如商品的牌子，商家为了让品牌更吸引顾客，往往要在名称上煞费心机。 英国剑桥大学语言学系Ghil’ad Zuckermann博士于2000年提出了FEN（Folk-Etymological Nativization）理论，我们暂且翻译成“本土化理据论”[4]。FEN理论出自Ghil’ad Zuckermann博士在牛津大学时写成的博士论文《隐性借词：适用于简洁语言机制的“本土化理据论”模式》（Camouflaged Borrowing: “Folk – Etymological Nativization ” in the Service of Puristic Language Engineering）[5]。书中向研究语言接触的传统方式方法提出挑战，提出了词语间借用常伴随着词义通俗变异的趋势，也就是说借词慢慢具有了一定的理据性，很多借词从形式上看已经感觉不到“外来”（exotic）的特征了。 Zuckermann例举了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汉语、日语、土耳其语、意第绪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用语，Yiddish，Israeli）等多种语言中的外来词，以充实Haugen[6]提出的“意译法/语义借用词”（semantic loan）。另外，除去替换（substitution）和引入（importation）两大类别外，他又增加了一个容替换与引入兼有的（substitution-importation）的类型[7]。Zuckermann提出了他的分类标准： A．利用源语言的语言材料创造新词（neologization） 1．不同化借用（纯借用）（unassimilated borrowing, pure borrowing） 2．音素借用（同化借用）（phonetic adaptation, assimilated borrowing） 3．词素借用（morphemic adaptation） B．利用本国语中已有的词根词缀及构词要素（roots/lexemes）作为基本材料创造新词 1．音素相配（phonetic matching）（PM） 2．语义化音素相配（semanticized phonetic matching）（SPM） 3．音素语义相配（phono-semantic matching）（PSM） 显而易见，A类借词和本国语之间的语言相似特征不多，第1种不同化借用就是直接把源语言中的语素拿来使用，例如“政府”，是汉语把日语中的词直接拿来使用。而B类借词与本国语之间的语言相似特征就比较多。这B类就是Zuckermann提出的FEN理论。第1种PM模式，即音素相配，指的是本国语中的材料与源语言中的词项在语音上相同但是没有意义联系，不具备理据性。第2类SPM模式，即语义化音素相配，本国语中的材料与源语言中的词项在语音上相同，语义上有些许理据联系。第3类PSM模式，即语素语义相配，本国语中的材料与源语言中的词项在语音上和语义上都相似，具有多语源的借词在产生时多采用这种模式。 二、PSM模式与理据性 PSM模式是Zuckermann重点推出的理论。因着他熟识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他的母语意第绪语、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汉语、日语、土耳其语等。尤其是意第绪语言（Yiddish），由于与希伯莱语（Hebrew）有着亲密的关系，具有悠久的古代渊源，因此对于研究语源问题非常有利。19世纪末以色列（Israeli）的文字改革者们曾试图填补词汇系统的空缺（lexical voids）。不过，他们的方法不是简单的引入外来词。他们最多使用的方法即是换称法或曰避免直称法，即选用本国语中本来固有语素，这个语素无论在语义上还是语音上都与外语中的表达（foreignism）有某种联系，于是，他们即在本国语系统中重新创造一个富有理据意义的新词。这种方法即被Ghil’ad博士称为PSM模式。 请注意，他的PSM模式中所说在本国语系统中重新创造富有理据意义的新词，并没有提这个新词和外语中的表达在理据上有什么渊源关系。事实上，它们本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各有各的理据特征。至于那些音义相同的情况，只是偶然的巧合。例如， “配音”这个词，本来在以色列没有，于是他们就给本来有的表示“言语”的单词“dibúv”加了一个新的义项（sememe），表示“配音”。而“配音”在英语中是“dubbing”，和“dibúv”在语音语义上都相近，但这只是偶合，并不能因此而说“dibúv”是源自英语的“dubbing”。 Zuckermann表示，类似这种的创造新词的方法是丰富语汇系统的理想模式，因为首先，对于未来的人们，这种模式创造的新词隐藏了其受外来影响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它又充分利用了当前人们所使用的（或者曾经使用的）本国语的词根、词素或词语机制等。Zuckermann把这种情况叫做“伪装的借用”（camouflaged borroowing），或者翻译成“隐性借用”，即并不是真正的借用，或言已经看不出借用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