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伊始，中国大学就迎来了它的迅猛发展时机，大学中文系大幅扩招获得新的机遇。尽管在21世纪中国大学发展进程中，中文系只是分得极为有限的资源，但比之过去也要好得许多。年轻一代的博士早已成批量之势，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也有一个小小的境况几乎被忽略了。经过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写作高头大章的技法是掌握了，但是，自我体验感受的文学感觉还剩多少，始终是让我疑虑的。这又让我怀念起80年代的文学批评，那些直接、敏感率性的文学批评文字。用郜元宝先生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批评的“草莽英雄”群起的时代——元宝先生再三声明，“草莽英雄”于他是一个褒义词，于我更是一个十足的艳羡之辞。我也因为自己不够“草莽”，为求生计，走上茫茫的学院之路，沾染诸多的学院之气，做起批评文章来，常要借助理论、历史来言说，显然不够野性，不够孟浪，失了为文的率性。元宝先生以江南才子，当是能保持敏锐与锋芒，但对今日文学批评，无疑有诸多反思。他之回望王干的那篇雄文《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王干及中国文学批评之转变》，显然是有感而发，多有体验。说到王干，颇有回望一个消逝时代之感，与我更是有切身体会，感慨良多。
    我与王干兄相识较早，记得是80年代末的某日晚上去到北京二环边上一个黑摸摸的地段，在汪晖的家里。那年代的文学活动都是朋友聚会，常在夜间行事，不像如今都是高端峰会论坛之类。那天夜里较晚，从某栋居民楼里转出来，二环路上也没有灯光，茫茫夜色里，大约是我骑辆自行车载着王干在二环路上奔走。现在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初印象就是如此，到底是否真实，实在不敢定夺，或许是我的幻觉，它象征着我和王干这类弟兄，最初在“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路上讨生活的情景。那时的王干，开始在《文艺报》，后来在《钟山》，但时常在北京，90年代初王干也常在北大出没，从事一些以后注定要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某些事件的策划。2000年以后，王干兄又从南京到京城里掌管各类“选刊”，文学界的会渐渐多了起来，与王干兄只需要在会上见面，已经是比较频繁了。其实，最为怀恋的还是八九十年代的王干，他那时的文章，那时的“新状态”。
    王干无疑是江南才子型的批评家，聪明、敏感，有很好的艺术感觉，能迅速抓住作家作品的艺术特征，常能出人意外。在80年代新时期风起云涌之时，王干少年才子，以飘逸潇洒之风闯入文坛。那时文坛兴双打，两个人搭档，不只是观点丰富，使出镜率提升了一倍，迅速窜红，蜚声文坛只待时日，确实是1+1大于2。那时的双打有潘凯雄贺绍俊、李洁非张陵、汪政晓华、王斌赵晓鸣……许许多多，精彩纷呈。王干与费振钟这对双打崭露头角，一出场就带来江南清新之气。他们的文章直接犀利，敏锐中还透着醇厚之味。费振钟稳健、深邃，是智慧型的批评家，他尤其重视知人论世，常能看到作家背后的文化与心理，他的评价中肯而准确，令人信服。他们俩人的合作，经常有好文章问世，在80年代中后期，他们的言说给那些新奇的文学现象提示了富有活力的解读。费振钟在90年代激流勇退，有些可惜，他具备做一个优秀批评家的良好素质，艺术敏感、见解不凡，有风骨，有情怀。双打终结之后，王干就开始单打独斗，并且显出更加自由机敏的风格。双打的集体解散委实可惜，这表明文坛的节奏放慢，热点不再那些紧迫，可以个人之力来对付。同时也表明，当年一批青年才俊，也都长大成人，独当一面已成气候。
    王干早年的批评文章在文坛随风起舞，80年代中后期，王干已然蜚声文坛，从苏北高邮到了《文艺报》任编辑，这在文学至上的80年代那是何等风光的事！但是，王干是有真功夫的，这不只是在于他的那些精彩的和费振钟合写的双打评论，单说1986年，他发表的那篇评北岛的诗论《历史•瞬间•人》就好生了得。显然，这篇诗论，带着那个时期的强劲的反思评论的特色，正是在反思批判文革的思路中来论述北岛诗的意义，“人道主义”是王干在文章中挥舞的时代旗帜，它引导北岛的诗穿过历史硝烟，带着时代的叛逆精神，赋予它强烈的挑战姿态。这些或许并没有超过那个时期的主流文学评论多远；但其中从美学角度进行分析的一个概念，就早早地显示了王干的敏锐、极好的艺术感觉以及作为批评家的把握能力。他认为北岛的诗有一种“瞬间”的艺术：“北岛诗是瞬间的艺术。在北岛的诗中，很难感到时间的流逝与前行，时间凝固了，抑或是消失在诗的幕后去了。时间，在北岛手里，被他截去来势，斩断方向，他舍弃了因时间流驶而构成的某种因果关系，但它那繁复意象构成的饱满膨胀的空间中，恰又那么真切地感触到时间的存在，他获得表现的是一个时间与空间高度浓缩的艺术境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王干对诗性捕捉在那个时候就看出他与众不同之处，他能进入到诗的语言表现的情境中去发掘诗性，他看到对象在被描绘的瞬间中呈现出“整体效果”，以这样的瞬间，也就是用最凝练的笔墨勾勒最鲜明最凸出的形象和情绪。这些见解在80年代中期，由26岁的王干说出，显示出青年批评家王干不一般才能。他之被调入《文艺报》，也是有人慧眼识英才。
    王干在80年代中后期就给《读书》杂志写文章，那些文章清新俊雅，也多有胆大新见言论，据说引起当时上面的大人物的关注，还打听“王干是谁”？这就引起王蒙的注意。机缘巧合，王蒙很快找见王干，应该是相谈甚欢，两人做起系列对话。王蒙先生时任文化部长，正是文坛盟主，两人的系列对话在报刊上连续发表，当前趋势、新变潮流、中外碰撞、传统创新，所有这些问题，头头是道，机智犀利，十年文坛尽收眼底。二代人相互激发，相互激励，对当代中国文学还是充满自信的。
    王干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敏锐迅速体现在他作为编辑的敏感上，在《文艺报》的早年编辑生涯，可以想见他当时抓住不少有时效又有趣的话题。回到江苏就任《钟山》编辑，从京城到金陵城，这可不是高加林回到家乡，而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王干在京城历练的本事，迅速用到《钟山》的选题策划上。他显然是有能力抓住当代文学的走向的编辑，他参与策划了一系列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章节的文学争论。如在《钟山》杂志推出的“新写实主义大联展”及其理论批评的大讨论；如“新状态”也是他和张未民、张颐武掀起的一个小高潮，在《文艺争鸣》上展开两年的争论。
    很显然，“新写实主义”大联展及其理论批评研讨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容忽略的，尽管当时还有批评说，这不过是文学创新的犬儒主义式的后撤，只是刊物玩弄的实用主义式的伎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90年代初，历史之变猛然而至，知识界和文学界并未来得及反应，更不用说调整，历史之处于空场在所难免。80年代的现代主义潮流再也不可能形成时代主潮，现代化与现代派连接在一起的那种历史依据也不复存在，现代主义的断裂不可避免，当代文学创新方向也瞬间迷失。在这样的时期，王干在《钟山》得地利人和之便，那时的江苏作协和《钟山》负责人，赵本夫、徐兆淮、范小天，都是极富创新精神又十分稳健的办刊人，这就有气魄干一番新事业。1989年《钟山》杂志第3期推出“新写实主义小说大联展”，这本来是应对文学落入“低谷”的一项举措，这一期的《卷首语》声称：“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主义小说观察生活把握世界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地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1）卷首语据说出自王干手笔。几乎在同时，王干在《北京文学》发文《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撰文说：“他们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诉说世界的原生态。具体地说，就是作家把自己创作的情感降低到零度，以避免作家的主体情感和主体意象的干扰，对生活进行纯粹的客观还原，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生活的真实性。”（2）王干这里用了很多新名词，“原生态”、“零度情感”、“主体意象”之类，这些来自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的玄奥概念，也被王干运用得十分自如。确实是有一股子元宝先生所说的“草莽气概”，这就是80年代，急于立新，急于成就一番批评伟业，如浮士德一般，只是向前，决不能停息，即使已经明了历史急转直下，还是要求新出奇，用旧葫芦装着，倒出来的尽是新玩意儿。但王干的理论实用主义确实是有活力的接地气的，“新写实主义”把文学的历史转型与理论批评的求新渴望融合在一起，它反倒有了历史真实性，体现了历史的实际要求。
    因为有王干这样一员得力干将，《钟山》打出的“新写实”旗号有理论，有号角，有平台，出场恰逢其时，迅速应者云集。这个调和的旗号把80年代对现代主义的渴望调整为现实主义的自身变革，本来是一小撮渴求革新的明星表演的现代主义，现在变成了作家和批评家全体可以介入的话题，变成大家重新聚焦的一个舞台，解散的文坛重新又获得了关注的主题，可谓功莫大焉！那个时期的王干正是站上当代文学的前沿，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参与制造一个又一个热点。
    不管是作为批评家还是编辑家，王干还是一个文学活动家，那个时代他相当活跃，思如泉涌，行动迅捷，那也是文学的春夏时节，追求与憧憬贯穿于文学的各个话题和论争的现场，贯穿于文本和犀利的文字之中。那个时代的终结也如期而至，究竟是因为大学教育在90年代后期（比如985计划）兴起，还是因为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转型，确实是有很复杂因素，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不只是看到大学里文学硕士、博士成批地涌现出来，还看到不同层面的文学从业者去到大学里。这一时期，王干有所沉寂，这是时代使然，也并非是他力不从心。实际上，就在新世纪以后，王干的文学评论集一本接着一本，虽然有整理旧作，但新作也不少。他在近年的评论集就有：《世纪末的突围》《王蒙王干对话录》《南方的文体》《废墟之花：朦胧诗的前世今生》以及散文集《静夜思》等。王干的这些文学批评文字，总能抓住新异的文学现象，或者别开生面，打开他的言路，提出他的说法，切中要害，以形象的命名提炼理论的抽象，将感悟释放于灵动的字里行间。
    王干的批评文章总能有独到见解，他善于抓住对象的独异特征，加以强化，提出他的新异概括，使他的发现具有挑战性的效果。这也是他的文学批评总能引人注目，激发人思考。早在90年代初，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不久，正是好评如潮之时，王干撰文置疑《大红灯笼为谁挂？》，批评《灯笼》并没有给我们带新的气象和气息，“他依旧徘徊在《红高粱》的雾阵之中玩弄他的长镜头和民俗图。”（3）当然，王干也肯定了《灯笼》里的批评意识，但是，他更尖锐地指出张艺谋杜撰“灯笼神话”的思路在于，他心目中的“潜观众”是做给外国人观赏，张艺谋在“批判”与“展示”传统民俗的怪异时的悖论心理。王干的批评既有强人所难的尖锐，也有发人深省的思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化的困境。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王干极为推崇汪曾祺先生，这当然并非是因为他和汪老同为故里人，更为重要的在于汪老的作品体现了王干的价值理想。王干撰文《被遮蔽的大师——论汪曾祺的价值》，分析汪老所受到的沈从文和废名的影响，指出汪曾祺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王干说：“人们常常说到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王干这里提出一个观点，沈从文在于发展出一套对乡村的抒情性叙事方法，而汪曾祺的长处在于他写作市井小说，着力于发掘人的价值。王干在新文学的源流中来解读汪曾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王干最推崇的还是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他认为汪老上承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下达现代白话新文学，比之乃师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汪老的语言更多一些文气和典雅。王干说：“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现代翻译体文学语言在汪老这里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4）
    看来王干是一个地方观念或怀乡情感浓重的批评家，这也没有什么错，有谁能对普遍意义上的文学价值的体会能比对于故土的生活、风土人情、语言更为熟悉，体会更为透彻的呢？即使是特里•伊格尔顿这样的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倾向的理论家，他对乔伊斯的极度推崇，难道没有包含一点他对北爱尔兰家乡的眷顾之情在内吗？这是无可厚非的。王干对高晓声、赵本夫、苏童、叶兆言、范小青、毕飞宇、周梅森、韩东、鲁羊、叶弥等一大批江苏作家群的推崇，并不只是策略性地宣扬江苏作家群，同时也是他对家乡作家群的审美趣味和生活蕴含更为熟知，更能产生共鸣有关。王干关于江苏作家群的文学批评写有不计其数的文章，其中他对苏童尤其青睐。90年代他就写有多篇评论苏童的文章，直至新世纪他还是在追踪研究。当先锋文学已成往事，如何评价先锋文学，如何在先锋后来理解和评价苏童小说，也是一项难题。2009年暮春，南京城里举行苏童《河岸》研讨会，王干提出“先锋文学终结”的说法，遭致了诸多的反对意见。后来他写成文章，改为《最后的先锋文学——论苏童的〈河岸〉》，企图对先锋文学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并给出苏童的先锋位置。王干别出心裁地摆出一个先锋文学“442”阵型，他给苏童安的位置是“守门员”，言下之意，苏童是那批先锋派中最后坚守先锋派领地的作家。王干认为，苏童在《河岸》里整合并完善了自己，他写道：“在《河岸》每个人物几乎都找到他的谱系，但这丝毫没有削弱《河岸》的价值，《河岸》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装载苏童自己宝贝、整合自己资源的盒子，以前那些散落在外的珍珠因为有河与岸的线索被巧妙地串在一起，颗颗都有合适的位置，各得其所，闪闪发光。苏童小说那些优秀的元素，在《河岸》里得到了有序的排列，苏童式的力量和智慧，一览无遗。”（5）王干欣赏苏童的小说，心有戚戚焉。苏童的《河岸》一俟发表，并未获得一致好评，相反，在大陆评论界显得反应寥寥。从我的角度，对《河岸》相当欣赏。我以为《河岸》小说整体构思十分流畅，中国长篇小说长期缺乏结构的严密和精巧，而《河岸》的结构紧致而错落有序。此后，苏童的《黄雀记》也是结构上有出色之处，那样一个精巧内化的结构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作家中，苏童是真正掌握了现代小说结构艺术的人，他能从结构入手把握住虚构艺术的精髓，而中国绝大部分作家只是沉浮于漫长的历史编年史中，总是依靠家族的诸多体系来建立矛盾关系，故而小说越写越长。但苏童已经完全掌握了利用结构来处理故事的艺术方法，他需要处理的是结构本身和小说的逻辑关系的合理性，不需要陷入那些多历史事实性中，也不需要扯进那么多的人物。在这一意义上，我是高度肯定《河岸》的艺术水准。所以，王干对《河岸》的评价我非常认同。但王干认为“《河岸》解构了先锋文学”这种说法，未免还可商榷。既然《河岸》延续和发扬了先锋文学的语言，何以又是解构，又要宣告“先锋文学消失”呢？苏童真正使先锋文学的语言经验和叙述方法内化于小说艺术中，使之更为丰富，这与“解构”和“终结”无关。或许王干时常会迷恋某些有挑战性和刺激性的语词，难免追求惊人之论，逻辑上的自恰有时就难以顾及，这也是王干的批评文章经常留下的话题。
    王干写有多篇论及王蒙、莫言、贾平凹、刘恒、刘震云、迟子建、洪峰等名作家文章，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论及。值得提到的是，王干投入巨大热情评论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作品，王干一概给予热情推介。对于王干来说，年轻的、新的都是好的，都是代表着未来的。在文学观念上，他骨子里是一个进化论者，他之推崇汪曾祺并不代表着他是一个怀旧的保守主义者，也不表示他的文学趣味过于纯净挑剔。他之对于汪老，实在是一个例外。相反，他的文学趣味充满了野性欲念，他对于青春小说、网络小说、女性小说、悬疑小说……五花八门都给予关注，他乐于看到新人和文学的新气象。有时王干也会被这些眼花缭乱的文学现实搅乱，愈到后来，或许是因为担任选刊主编之职缘故，他较少批评，更多宽容。进入新世纪，文学呈现为多元化或多样化格局，如今也确实很难秉持一种观念来要求所有的文学，新生的文学经验未必就没有它生存的理由，以某种坚固的尺度来要求那些新生的文学，恐也很做出结论。对于王干来说，文学的发展是硬道理，文学需要人气，尤其是对于平面化了的、而又疲惫之极的文坛来说，维持一个繁荣的想象是必要的。王干并不是不明真相，他知道文学在今天的命运。
    其实王干兴趣广泛，他不是书斋型的书呆子，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喜欢下围棋，听古琴，喝黄酒，还爱管“闲事”，他的闲笔文章杂感随笔之类就写得相当出色有趣。有段时间他要废除汉字的简体字，写有一系列的短小犀利的文章，据说还引起马英九的关注。在他数年前出版的《王干随笔选》的封底，就写上一段马英九的话：“有位作家叫王干，就说简化汉字是汉字的山寨版……因为非主流、简陋，但是经济实用，很有趣的一个描述。”此说估计是真，否则也不敢赫然印在封底做书的推介语。王干从事文化策划创意活动，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他的批评活动也常如此行事，这使他常有出奇制胜的成效，也会引发一些批评，但王干的游戏精神的主导方面是可爱而可亲的，故而他给文学带来的都是快乐和希望，满满的正能量。
    但是，我们面临的文学批评前景却并不那么乐观，郜元宝说：“中国批评无疑正处于转变关头，不再像往昔那样活跃的批评家王干的身影彷佛也有点模糊起来；惟其如此，我才更想从他身上凝视中国批评转变的轨迹。”（6）于元宝先生则是看到学院雄起后，王干们当年驰骋的野路子已然被平整了，这也意味着那种率性的、具有感性鲜活的、直接性文学批评也难以自发产生了。但是学院的文学批评生产也并不就是一马平川，它所累积和面对的问题可能更多，这可能正是元宝先生望着王干的背影止不住泪眼婆娑的缘由。今日中国的文学批评，或许需要重新召唤野性、感性、率性，在学院批评的理论重负下打入让自身裂变的楔子，向着丰富生动转化。或许这才使这样的历史转型不至于完全超脱了历史，这也是我今天再次读解王干的用心所在。
    注释：
    （1）参见《钟山》1989年第3期。
    （2）参见《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3）王干：《王干随笔选》，第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王干：《被遮蔽的大师——论汪曾祺的价值》，《山花》2015年第1期。
    （5）王干：《最后的先锋文学——论苏童的〈河岸〉》，《王干最新文论选》，第8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
    （6）郜元宝：《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王干及中国文学批评之转变》，《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